祁媛:认识荒谬是一种常态
来源: 文学报  | 时间: 2016年09月29日

文/祁媛 何晶

“小白眼儿”,发现了祁媛的《西湖》杂志主编吴玄这样形容她,“这小白眼儿,有几分古怪,几分可爱,几分阴冷,几分惘然,她对这个世界大概是不以为然的,她对自己大概也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她身上最突出的部分就是白眼”。祁媛的写作也是如此,冷、硬,欲望、死亡、梦,游荡、无根。

祁媛本来的专业是壁画,她的画里是人体、蛇、骷髅,混混杂杂、零零碎碎,多重意象的组合生出新的意象,这是她喜欢的。她的小说似乎也如此,有一点混杂,有一点任性,语言和画面糅杂却有序,最终她找到了故事,“每次写作,都好像是在混乱中捋出头绪,就像在一堆人群中终于找到熟人”。

祁媛的画和文里有一种自由,小说的每一帧画面似乎都会自由无拘地奔逸而去,转折在人物的每一次游荡里,孤独与荒谬由此而生。她笔下的人物,带着生活和原生家庭给予的暗伤,又有一点对生活赴死而生的意兴阑珊与微妙生气,古怪、淡漠又可爱。

祁媛的写作时间不长,2013年在《西湖》发表处女作《爷爷》之后,她陆续在《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发表小说,获得“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和“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她的写作之路正在开始。

记者:不妨从源头说起。你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大多集中在这两年,画画也是一个尽可以表达自己思想的艺术,为什么又选择了小说?文字的冲动从何而来?

祁媛:写作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有不少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真要找原因,那就得埋怨《奔丧》了,是《奔丧》的写作,使我退不下来了,一发不可收拾。不过这也就是说说而已。我还在画画,有时画画的时间要比写作多。画画的确也是一个可以表达思想的艺术,但从某方面说,在宣泄情绪上,文字要更为直接也便捷,说做就做,而画画就要挤颜色、订画布,什么尺寸、要多少时间才能送上门什么的,写作就是一开电脑,一切就绪,这时你的情绪还在,没有静下来,很多时候你有负面情绪,憋久了要倾述,写就很方便。文字是最有耐心的朋友,无论我说什么,怎么说,它都顺从,从来不嫌烦,而且我发现,有些对最亲密朋友也无法张嘴道出的话,写出来却是很自然的。有的时候,写完之后,望着屏幕上那一片片的文字我心存感激,要谢谢它们对我洗耳恭听。

祁媛作品

记者:不知是否因为画画,你小说中画面描述的比重常常是很重的。我有一种感受:小说的故事反而没有画面强烈,或者说一幅幅画面推动了故事,你热衷于细节与画面,而它们通常又有种不动声色的意味,将你所要表达的包孕在内。

祁媛:“画面推动故事”,这个说法有意思,还没有别人这样问我,而其实我好像早就在等这样的问题了。我不喜欢印象派的画,但喜欢有印象派特点的文学,比如唐代王维那句诗意隽永的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视觉听觉都用上了,但总体意象又是视觉的,而且蕴含惝恍,难以言说。逊色点的是元代的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也是视觉的,看得出他极力想表达的不是什么思想,而是一种“景象”,由“景象”来传递“思想”,或是“情绪”。这是借景寓意,意象就会丰富些,有想象的余地,读者各有各的视觉体验,就会各有各的感受。而忽略视觉的功能,仅仅写故事,情节,线索,等等,怕是事倍功半,很费事,当然也有高手,但我不行,我不敢那样写,怕写成论文。

我喜欢过的还有《复活》和川端康成的《伊豆歌女》,里面的“视觉性描述”也很多,如写到冰河解冻和夏雨漫来,都是视觉性的,美极了。说到“画面推动故事”,我还要加一句的就是,用“画面”说话,更有多意性,福楼拜说“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想这样说,就是尽量在小说里,呈现画面,隐退思想,我很喜欢这样,但做得很不够。你可以说这与我的画画的背景有关,但川端康成和托尔斯泰都不是画画的,我觉得感官敏锐健全的人,高手会在需要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使用那些不同的感官,尤其是视觉。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或者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眼睛会比我们的头脑聪明。

记者:由此不免说到结构问题,画面的展列推进,让你的故事结构看起来往往不复杂,也更随心所欲。事实上,你并非不在意结构,你曾说“云彩的结构”,似乎给出一种解释,但其实它的实指并不明确。是否你天性里有某种自由无拘、信马由缰的喜好,决定了你的故事结构?

祁媛:我觉得小说的高下优劣完全不在于小说的情节复杂不复杂,结构出奇不出奇,而在于别的,依我看,就是整个小说有没有某种意象上的“陌生感”,这才是核心,否则大家干脆都去写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算了。《城堡》的结构,情节一点也不复杂,博尔赫斯小说的情节好像也就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叙述上,但那是怎样的叙述啊,如梦似幻的意象层出不穷,太牛了!而且两人的文字都很视觉,很有画面感。我的天性的确向往自由,因为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是因为现实不自由,所以我更偏爱文里和画里的自由,因为只有在艺术创作里,我才能主动去安排一些事情,毕竟在小说里,人物和情节都是我说了算,我是老板。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这依然是我的一厢情愿,写着写着,笔下的人物也会自己成长发展,他们自有其命运,常常不完全受我的控制了。这个时候,我通常像个旁观者,所谓信马由缰,我想那根绳子就是手中的笔,我唯一明确的恐怕是我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让马停下来。

祁媛作品

记者:说一说内容。有评论说你描摹了一代未老先衰的青年人——怀着莫可名状的伤痕,心不在焉地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游荡、无根,或许有来处却有着暗伤细痕,也没有什么所终。为什么总在描述这类人?

祁媛:事实上,如果不是被这样归类的话,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老是写一类人。有一种说法,说作家一辈子写的所有人物其实就只有一个人物,就是作者自己,这个说法耐人寻味。也有读者对我说在我的小说里窥见了自己深入骨髓却不自知的暗流,我想说我和她有同感,只是“窥测”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也许我骨子里是个悲观的人,我比较关注人性格里脆弱的一面,或者说我对人性里的“沉淀”下去的东西更感兴趣。打个比方,我不太喜欢白天里的人,他们都上班,逛公园,在太阳下行走,过着每个人都差不多的日常生活,我喜欢夜里的人,喜欢那些脱离人群的人,喜欢那些人在暗夜里的表情和他们所想的心事。曾经有人问我,文学如果反映生活,那么我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说日常生活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贫乏无味,尽管很多人显得很忙碌,显得没那么贫乏,甚至有滋有味,满面红光,期待满溢,但归根结底都是无聊的,我想说现实本身是乏味的,面对黑深的苍穹,我们都是贫乏的,其实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消极,因为表达一种绝望情绪,不是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吗,而实际上也难说不是励志的。

记者:更进一步说,虽然并不想以简单的“80后”写作来指代,事实上它是否真的指代、涵盖了一代人的写作也值得商榷,但你的写作有一种青春写作的意味,写的是青年们细小的生存感受、青春尾韵。你曾说过一句话:“漫起一种强烈的落单的感觉,我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别处,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未来。我只属于当下。”这是许多青春写作中都表达的情绪,当然你的小说比之要更复杂与深刻。“没有历史,只关注个人”,这是对“80后”一代写作的某种看法,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祁媛: “只属于当下”好像是当下人的特点,把它看成仅仅是青年人的特点,会不会是一个误解?我想不止是青年人,任何人其实都是只属于现在,不属于未来的,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未来”这个词是用来哄哄小孩子的,“过去”是忽悠忽悠学者的。这是我的一己之见。小的时候常听到家长和老师说什么,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我当时就想,怎么“属于”呢?弄不明白。然后我一天天地长大了,走进未来了,结果未来不说话,低着头绕开了。我从不认为我拥有了什么未来,我对明天没有期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和上一辈人的区别,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这一代人的特点,因为我并不觉得生活会越来越好,而且什么是“好”呢?

祁媛作品

每一代人都年轻过,也都有过青春写作的时候,但这些都是会过去的,青春的荷尔蒙过去以后,很多人都不再书写了。我注重那些不再青春的人在继续写,继续创作,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吧。

记者:“我也不觉得我写出了什么荒谬,其实,如果那些就算是荒谬了,那我没写出来的荒谬可能远远大于我写出来的”,这是你在某次访谈中所说到的,包括《奔丧》在内的很多作品都有某种荒诞,然而你认为这是一种常态。小说家们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显然你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也是你独特的所在,灵气包裹着的是孤独、荒诞、甚至还有冷漠。

祁媛:荒谬是常态,所以不荒谬。我认为关于“荒谬”这两个字恐怕被滥用了。在我们的语境里,所谓荒谬的意思含有“不应该有”的意思,所以才荒谬,而事实上正好相反,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荒谬是常态的。我的小说基本不提荒谬二字,而是别人说我的小说有荒谬感,我想大家为何感到我的小说有些荒谬,可能因为我写的那些“常态”与我们头脑里的所谓“理想”矛盾吧。所以,当我看到木心说“认识到荒谬不是什么深刻的见识,而是基本的常识”,是很有同感的。

至于“冷漠”,看读的人自己是不是“热体”的人,如果读者比我要冷,那会认为我的文字并不冷漠,至少没有“冷”感,甚至觉得是热情的,所以冷漠不冷漠,是相对的。另外,我想冷漠其实是一个态度,因为我早就过了青春时期了,如果还是天真烂漫,热情洋溢,一惊一乍,那就麻烦了,我虽然也蛮喜欢,但也暗忖那已经不适宜了。

(部分图片来自浙江作家公众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