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筱:彼此
来源: 浙江文学院  | 时间: 2016年07月25日

文/冬筱  

    彼此

  从此你去你的未来,从此我去我的未来,从此在彼此的梦境里虚幻地徘徊。

  ——《不会说话的爱情》

  一晴雨

  还是得从这座城市说起。

  我叫路德维克,烤瓷港是我的故乡,在这个国家的最西边,是个富足的大海港,属于滨海大区。历史上,曾有海上民族入侵占领过这里,所以烤瓷港算得上是半座殖民城市。不过滨海人向来性格激昂,从古到今,斗争、反抗和革命在这里长此以往生生不息地存在着。

  亲爱的姥姥以前对我说:“路德维克,烤瓷港是个火药桶,你长大以后可别惹它,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我却想得简单:“烤瓷港离海那么近,我们给它泼些海水降降温就行啦。”

  姥姥笑着说:“烤瓷港外的海底下有火山,只是我们都看不见,港外的水,那可热着呢。”

  直到姥姥去世以后,我才终于有机会去到海边摸摸海水,果然,暖得发烫。

  滨海大区的人性子烈,却也懒,要命的是还向往海一样的自由,从不妥协于专制统治,当年那些强悍的海盗拿本地人束手无策,没能挨过多少年,所以后来的执政者尽皆推行文明民主。不过只要一说起在滨海大区实施政策,他们准保头痛,无数听证过后也不定能安抚人心,但推手或怀柔总归算是条出路,太大的事倒也没出过几回。

  这个国家现在有两个大党,晴党和雨党。照着字面理解,晴党是保守党,觉得国泰民安艳阳高照,得保持下去;雨党是激进党,觉得国家问题重重阴云密布,该下场大雨洗涤洗涤——很难说谁更有道理,总之这两个党势均力敌,已经争斗了几十年,轮流上台执政,看情况两党相争的局面还得长久地继续下去。

  其实这些东西本和我无关,我性格温和淡然,小市民一个,没理想没追求,也无所谓什么自由或民主。不过我的父亲是晴党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于是一切我就逃不脱了。

  我十七岁那年是大选年,执政的雨党和在野的晴党摩拳擦掌,都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我父亲那时是晴党里的中坚力量,在安全部门工作,平时总是神秘兮兮。母亲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是那种宴会上西装笔挺,腰间佩枪,戴个耳麦,双手放在身前,眼神锋利,四处巡逻的家伙,年纪大了以后才转为文职,坐办公室处理文件,不过责任比以前更大了不少。

  父亲有个办事员,名叫泽马内克,高高瘦瘦,皮肤黝黑,面容尖削,不苟言笑。他大学刚毕业,家在边远东方的芜山大区,平时给父亲整理整理文件、开开车什么的。他常来我家,和我关系不错,父亲也总留他在家里吃晚饭。

  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兴冲冲地迎上来告诉我,今天有客人。我朝客厅里望了望:“不就是泽马内克,他也算客人?值得你朝我挤眉弄眼,真是滑稽。”

  “他带来个水灵水灵的姑娘哦。”我风趣的母亲朝我颇具意味地笑笑,回身进厨房做菜去了。

  我有些紧张,毕竟青春期,第一反应是揉头发。不过没事,不用了,她从泽马内克身后探出头,看到了我,似乎是没什么表情的。我的天,美人。不说天旋地转,也有些失去平衡,莲藕般纯白,异族彩花裙,如瀑的长发,像一道山里的清泉。

  “嗨,路德维克,”泽马内克朝我打了个招呼,向我介绍,“这是我堂妹,埃莱娜。”

  我艰难地举起手来朝她的方向挥了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我当时已经有些木然了。我能选择的似乎只是逃避,放了半天的书包,上了半天的厕所,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好像脑子里只有她,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真气人。

  再磨蹭也总得出来,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深喘一口小粗气,反正是别扭地坐上了桌,刚好和她面对面。父亲和泽马内克还在聊着有关大选的事情。除了桌子我还能看哪里,一身的汗,一脸的狼狈,你说是不是,埃莱娜。其实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埃莱娜也一样低着头,也一样不敢看我,原因?“害羞呀,也自卑。”她坦然。“原来我们还挺像。”我释怀。

  母亲终于端来了最后一个菜,黑鱼竹荪汤,接着坐到埃莱娜身旁。有母亲在我总算放松了一点,尴尬的气氛退去些许,我装模作样格外认真地摆弄起碗里的螃蟹来——偶尔,屏住呼吸,抬头扫一眼埃莱娜,目光落到父亲身上,再扫一眼,目光回到母亲这里。实在忍不住,眼神留在她身上,就觉得自己动弹不得。当时我怨自己没出息好几天,现在觉得挺正常,也可爱,尤其是心头那种蓬松又萌动的感觉,如今想来,依然能送给自己一个微笑。

  对于十七岁的埃莱娜,我从来用不了什么比喻。词穷也是纯真岁月的标志。

  泽马内克告诉我们,埃莱娜是他的远房堂妹,这次到滨海来,是想在烤瓷港找几个老师补习功课,参加明年的考试,留在滨海念大学,不回芜山了。身为中学语文老师,母亲自然很支持,我看得出母亲极其喜欢这个“水灵的姑娘”,她一口答应让埃莱娜每周来家里参加补习,而且免费——我几乎无法掩饰心里的振奋,脸颊估计红得油光闪闪。泽马内克连声道谢,我再次偷偷瞄了瞄埃莱娜,她抿起嘴,怯生生地笑开了那么一点点,于是我开始胡乱地祈福,灵魂飞舞的样子大概早已被父亲看去,在心里偷笑了。

  有什么关系,只要每个礼拜能见到她。

  母亲每周六在家给十余个学生补课,以前我是从来不屑听的,现在有人改变了这一点。

  埃莱娜,母亲喊了你的名字,你安静腼腆地站起来,比起身边坐着的两个男生也高不了多少。你穿着一条花饰原始的白裙子,腰间系着两片修长的碧玉,微微晃动,招摇着东方的气韵。你的目光焦灼又炽热,急切地表达,得不到帮助和回应让你显得沮丧。你坐下了,叹口气,摇摇头,咬咬牙,不放弃的样子,那么美好。

  我是入了迷的。我仿佛把这个屋子想成了一片森林,其他人都是埃莱娜身边的灌木,她独自站在林子里,默默认着方向,对自己发誓要走出去。

  那天母亲讲到了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从书架上找到书,翻到那段绵延爱情的最初——“请用一朵玫瑰花纪念我。”

  我突然想带埃莱娜去看一条缤纷的花河。

  烤瓷港里这条穿城而过的文弱小河名叫杜鹃,她蜿蜒几十里之后安静地注入大海。河水极浅,无法承载那些笨重的金属船,每年浮在河上最多的,就是自两岸落下的星星点点的杜鹃花瓣。埃莱娜初到的那段时间,恰是岸边杜鹃开得旺盛的时候,我打赌她从未见过这般似锦繁华。

  我花去至少半个小时给自己注入勇气,终于在下课以后走到她身边,打了招呼。

  她抬头看我,她认识我。

  “呃,埃莱娜,我送你出去。”我是微笑着说话的,表现还算不错。

  她依旧没有表情,点点头,理好东西。我们跟着其他学生一起出门,我觉得母亲在看我,背脊凉飕飕。

  “你从东边山里来?”走进楼道,我松了口气。

  她侧过一点头,不敢看我。不过她似乎觉得我随和可亲,也不那么慌张。

  “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烤瓷港呢,”我把双手枕在脑后,好让自己更挺拔,“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有时总想出去看看。”

  楼外毒辣辣夕晒照在她娇美的脸上,我为她挡去一部分阳光,看清她领口的玉坠是只剔透的雨燕。

  “我家那边的山,不是一座一座的,是连在一起的大山。”她终于回答我,骄傲的尾巴上残留着一点畏缩。

  我努力去想,脑子里反复浮现烤瓷港城郊孤零零的那三两座小山包。

  “小时候我割草捡柴,大一点了放牛羊。我养了很多动物的,走之前,就把它们都卖了。”她自己把自己说得有些伤心,低下头,耳后的长发拂过前额。

  我撇撇嘴:“你那儿挺好啊,何必要来这边读书,读书真没意思。”我那时觉得和牛马大山朝夕相处的日子听起来似乎也很幸福。

  她不接话,于是我们专心走路。我带她出大院往北,走向杜鹃河。一路上,我喋喋不休地在她身侧对着各种东西指指点点,告诉她我从姥姥那儿听来的关于这座城市零零星星的往事。她饶有趣味地听,显得比上课的时候更开心。我们终于走到杜鹃河边,几个孩子从岸上的杜鹃梢头摘下花,摊开手掌,让花儿浮在清浅的水里慢慢远去。

  “这算是个传统,每年杜鹃盛放的时候,你摘下一朵最好看的,送给河水,祈祷河水能带着它去往大海。要是你的杜鹃完整地到达大海,那今后的一年你都会很顺利。”

  她有些怀疑:“可你又怎么知道花儿入海了没?”

  “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回答只是照搬了姥姥当年哄骗我的说辞,“或者,你现在放一朵花下去,我们跟着它去海边。”我信口自语。

  她停下脚步,走近一株漂亮的紫色杜鹃,我在一旁等她摘下一朵来,她却迟迟没有动手,有所思地转过身:“路德维克,想去我的故乡看看么,它叫玉瓦村。”

  我不明白她怎么忽然这样问,我觉得这不是重要的问题:“想啊,可你不是要留下来了?”

  “是。”她犹疑再三,终究没有采下杜鹃,惶惑地喃喃,“但大海不一定会祝福我。”

  我们在河边走了很远,后来,天色已晚,我把她送到家。她住在泽马内克的父亲开的小诊所里,她卧室的那间屋子看上去清净温馨。

  我晚上睡不着觉。全是她。

  从这一天开始到大选前的不到三个月时间,我和埃莱娜天天都见面,她愿意和我一起步行在这座清爽可爱生气盎然的城市,在一个个美好的夏日头顶骄阳,身淋大雨,肩披月光,穿街走巷,踏上每一块石板,钻过每一堵墙门。她浑身散发出芬芳的香,这种四处散逸的味道日复一日地浓烈起来,我像一只小蜂,带着整座城市环绕在她身边,为她揭下烤瓷港陌生的面纱,也分明感到自己在改变她。我们挨得那么近,气息相触,分享十七岁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是贪玩的孩童,沉醉在迷蒙的初恋里,战战兢兢地探索着。生活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假象,却也是最真实的——读书,理想,都可以放在一边,只要我们愿意去快乐,我们的生活就依然罩着最后一层透亮滢洁又坚实的水晶壳。

  未来的四年当中,这段无可比拟的日子总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散。待到大选结束,我们真的开始在乎人生的现实,我们就显得虚伪,狂妄,人模狗样了,一切都带着秘密和谎言。我感到庆幸,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为彼此留下了小小一部分不可动摇的东西,这些让人感动的喜悦与忧愁最终在我和埃莱娜的心里扎下根,注满了未来漫长的道路,抵御着四面而来的巨大阴影。即使我们变得肮脏,变得颓唐,变得乖戾,变得疯狂,我们至少还能用这几个月的爱恋,让自己静下来,洗清眼睛,彼此怀念,重新面对乌烟瘴气的世界。每当这种情绪涌上心,我都想感谢她,感谢她愿意和我度过那个夏天,渡过河,去彼岸,摘下杜鹃,许个愿。

  大选是条湍急的江。

  我小看了它,我以为它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游戏。我不懂父亲所在的红色的晴党和对面青色的雨党究竟有什么区别,也弄不太清楚为什么在选举之前,街上的人群常常毫无缘故地恶语相向以致大打出手。我只是记得,姥姥在世的时候曾经提醒过我:“别像你父亲,去掺和政治。”

  选举日当天其实并不可怕,人们全都集中去了那些临时搭建的投票点。学校放了假,午后,我偷偷溜出家门,我说好要带埃莱娜去烤瓷港的老城区,那里有一片异族风格的古老建筑。

  我来到诊所,敲敲门。埃莱娜的脸庞出现在浅蓝色玻璃后面,似乎有些愁容。

  “堂哥和伯伯叮嘱我今天别出门。”她让我进去,诊所里一股药草味,不过盛满了阳光。

  “没事,我们去老城走走,人不多的。”我想证明她更愿意听我的话。这是种欲望。

  片刻,她点点头,进屋换了衣服鞋子,站在我面前。我轻松就赢了,不一般地得意。

  我们走上街,绕开喧嚣的投票点,今天全城交通管制,几乎没有车,许多行人都已投票归来。

  “泽马内克和你伯伯都投票去了?”我心情不错,“说起来下一次我们也能投了。”

  “路德维克,你觉得这次谁会赢?”她居然关心这个。

  “我爸说,今年特别激烈,谁赢都有可能。”我表现出知道很多的样子,一本正经。

  埃莱娜不再问下去,她跟在我身边,靠紧我,似乎有些走神。

  我们终于走进了老城区别具特色的小街。路很窄,但路边两排高耸入云的毛白杨却委实震撼人心,它们高大雄壮,气势高昂,似乎能蔑视一切。不过老城最好看的东西其实是毛白杨身后那些独栋的小楼,形貌狂野,装潢粗犷却也各不相同,留存着曾经海上民族的遗风。

  “好看不?”面对一幢船形的黑色小楼,我问她。

  她点头,明眸望向我身侧远处一对身着朴素婚纱的新人:“他们好看。”

  于是我们亦步亦趋地跟在那对新人身后,随即听到了宁远的钟声。毛白杨伟岸身躯的后头是座浅粉色的教堂,里面宽敞明亮,肃穆庄严,正举办一场婚礼。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那对刚进门的恋人身上,他们朝红毯另一端的神父缓缓走去。没人注意我和埃莱娜,我们激动得有些发蒙,不敢出声,轻轻来到前排新人们的亲朋身后。那对欣喜的新人并肩站在神父跟前,虔诚地闭起眼睛。神父穿一件黑袍,点起面前的蜡烛,语速极快地赞颂着主的荣光。墙边弧形廊灯上方的天使在微笑,四周透亮的窗花闪烁着五彩的光,每扇窗下都插着一束新鲜的玫瑰。

  当唱诗班吟起悠扬的赞美歌,所有人都拉起手来,我与埃莱娜相视一笑,腼腆如初。我牵起她的手,第一次,紧紧握住。她的手心有汗,柔暖得像花。我觉得美妙。

  “路德维克,你什么时候结婚?”她痴痴地望着新娘的婚纱,仿佛在呼唤我。

  “你?二十岁。”神父嘹亮的声音响彻穹顶,我没听清。

  “我问你。”她不着急,语气有些伤感,我没注意到她今天一直显得忧虑。

  “我?二十岁。”我的注意力全在婚礼上。

  “那还有三年。”埃莱娜悻悻的声音流出一丝异样的愁绪。

  “怎么了,你还有几年?”我顺着她的话,轻声问。

  “要是我能留在滨海,堂哥说等我上大学就结婚。”她的声音显得如此细弱。

  “呵,他倒有意思,你一上大学就要找人嫁了?”大概因为牵着她的手太美好,我笨极了,还自以为聪明。

  “不是……”她望着那满脸幸福的新娘,说不下去。

  “那是什么,随便嫁个人还真不如嫁给我。”赞美诗再次给我壮了胆,我觉得这个玩笑似乎开得不算太过。

  “我得嫁给他。”

  她挣脱我的手,我顿时感到钻心的冰冷。神父终于允许新人亲吻了,台下的亲属们快乐地鼓起掌来,轰鸣的掌声瞬间淹没了我和埃莱娜的对话。原来如此,我缓缓缓缓地明白过来——她得嫁给他。这事我总算听清楚了,埃莱娜从来不可能是我的,因为泽马内克是她的未婚夫,无论因为什么。

  婚礼结束,我们告别教堂。直到送她回家,我们都没再说话。

  临走,我看见她眼里有泪水。

  我在选举日这一夜之间弄清了很多事,这就是我所说的阴暗的成长,我开始埋头算计了。

  我爱她,这一点直到那对新人相互亲吻的时刻我才真切地明白过来,我怎么愿意让她嫁给泽马内克,他们的约定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埃莱娜不能留下来,她必须离开滨海。

  但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不过这一次,命运似乎帮了我一把。

  大选结果在两天后出炉,晴党领袖最终压了对手三个百分点,四年之后再次上台。那个胖墩墩大耳垂的新总统在电视上伸开肉肉的手掌,向人民致意,慈祥地笑着,一脸和蔼。

  “这次上台,许多事情都要变。”大选结束后第三天,父亲终于得以回家吃饭,他显得轻松,给母亲和我讲起了政策,“比如人口迁移,我们下个月就要发文件,禁止异地考试。泽马内克的那个妹妹,像她这样的,明年考上也没用,得回去。”

  我心绪烦乱,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在扑腾,我问父亲为什么这样。

  “要是所有年轻人都从东方的山区里跑出来,你想想,那边要怎么办呢,可永远发展不起来了。他们那儿也需要人。这年头,愿意还乡的青年可不多。”父亲淡然地回答,他觉得这是个合情合理的规定。他是纯粹的保守派。

  我和埃莱娜要分开了,我既又伤心又宽慰——我们的人生从此和政治同床共枕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浅浅地预感到了我和埃莱娜命运的行迹,还有往后岁月里艰辛的拉锯。

  晴党上台后,迅猛抹去了前执政党的改革痕迹,他们的政策落实得极有效率,传统秩序快速回溯,崭新却也陈旧的户籍制度随即出台,禁止那些心怀希望的人口迁徙,尤其是未成年的学生。

  埃莱娜几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她得回到东方连绵的大山里去了。之后几周,我常和她并排坐在杜鹃河边,沉默地相觑。两个稚嫩的少年面对严酷动荡的世道,连相互安慰都不会。我觉得我们之间变得有些疏远了,我很想告诉她,为了她,我愿意抛下所有去往东方。

  “要是这次是雨党赢了,你真的会嫁给泽马内克?”我总觉得她对泽马内克的感情仅仅限于兄妹,甚至连这都比不上。

  “会的。其实这件事早就定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爸妈几年前就答应了。这次来滨海也全靠堂哥他们,如果我考上大学,我没法说不。”

  “明白了,你回去,我至少还有机会。埃莱娜,你要想我。”无论如何,我心里算是好受了那么一点,然而就算我再不愿意她嫁给别人,她的离开对我来说依然宛若灭世。

  “再过四年,要是一切变了,而且另一切没变,就好了。”她怅然的语气让我想哭。

  她走的那天,我赶去诊所,她正要起程,泽马内克开车送她。

  我紧紧拉住她的双手,我极少如此倔犟地发狠。

  她对我惨然地笑笑,就像作为永别的笑。

  “埃莱娜,得走了。”泽马内克站在门口,提起她沉重的行李,表情一样凝重。

  最后,她靠近我,冰凉的额头贴上我的嘴唇,右手塞给我一样柔软的东西,再没看我,向泽马内克走去。

  “我要等你回来。”我记得自己在她背后这样说。

  她不敢转过脸。

  我低头,那是一朵玫瑰。

  几个月以后,晴党在首都众王城召开大会,父亲要去参加。之前,他一直希望我能在十八岁生日之前加入晴党,算是成人礼。其实我毫无主见,只是对父亲一再的劝说感到不耐烦,竟然答应了他。刚好,为了响应晴党未来四年的计划,这次大会开幕前有个青年晴党党员的入党仪式。能在大会上当场宣誓,也算是种荣耀了。父亲帮我走了后门,我在烤瓷港填好各种表单,便和父亲一起坐上了去往中央大区的火车。按母亲的说法,算是去散散心。

  当我和一群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年轻人一起面对会场里乌云一样的晴党帮众,双拳举过头顶郑重宣誓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在想两个人,埃莱娜和姥姥。我想对埃莱娜说,宝贝,多讽刺,我入了晴党,原来让你滨海梦断的人是我。我也对姥姥说,我把你的劝告当做了耳边风,大概总归是要受到惩罚的吧——我就这样浑噩糊涂地入了晴党,把命运再一次轻易地交给了政治。

  众王城是座巨型的机械都会,雾霾蒙蒙,天色灰压,整座城市无序又脏乱,人们看上去死气沉沉,冷漠麻木,一点没个首都的样子,我对它的印象差到了极点。我心情本就不悦,想当天就回烤瓷港去。

  然而父亲在第一天会议结束以后就再没回过宾馆。我焦急地去寻找他,竟被几个特勤人员上门告知,父亲已被审查,不许我随意走动。他们守着我的房门,给我送饭,切断了电话。直到三天以后,母亲才出现,一脸愁容地将我带走,眼含泪花,尽显疲态。

  父亲已经被拘捕,原因是有人怀疑他泄了密,将一份特工名单透露给了雨党。调查依然在进行,父亲被留在了首都。

  两个月之后,父亲在众王城接受晴党党内判决,由于没有酿成恶劣后果,父亲被开除出晴党,准许回家,等于是软禁。家里的一切都被严密监控起来,我们的生活气氛压抑,经济也变得拮据紧张,母亲操劳不堪,父亲须发皆白。

  父亲写字告诉我们,有人出卖了他,他问心无愧,相信未来必然会真相大白。我也相信父亲,他向来是个稳重细心的人。然而无论这件事的背后是政治斗争、个人恩怨还是另有隐情,我的生活都被彻底改变了,我从此成为“内奸”的儿子,前途尽毁。

  我觉得世界可恶。

  那年,我没有心思继续学业,母亲无奈接受,同意我自寻出路。

  我不想待在监狱一样的家里,也决心远离嘈杂的城市。夏天,我告别父母,前往几十里外的海边,在港口找了一份码头引船的工作,天天打着旗语,欢迎一拨又一拨远航的水手归来。

  我开始和大海一起生活。

  二亲疏

  港口的生活枯燥却豁然,迎着海风,我偶尔会觉得心旷神怡,我至少能抛开家中的苦涩和城市的纷扰。我开始在宿舍里种花种草,开始记日记,开始学吹竖笛,学着写诗。晚上,我会和那些豪爽的水手朋友们喝酒猜拳打打牌。然而我心中挥不去父亲的悲惨遭遇和埃莱娜动人的影子,我时常闷闷不乐,觉得自己落魄又可怜。

  埃莱娜远离了我的生活,音讯全无。一年,两年,我和她相隔万里地长大,渐渐目睹自己躯体的成熟,或许也在懂得彼此生活的反差。那朵艳丽的红玫瑰早就死去了,当我意识到应该将它做成标本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懊恼:埃莱娜留给我的无非是一份迅速凋零的眷恋,它将我的生活轻易打碎,而漫无边际的思念只能让一切变得更糟糕。

  等待在爱情里是个异物。

  我至少买来过一打不同版本的全国地图,尝试去寻找一个村落的名字,我居然可笑地觉得,在东方广袤的芜山大区,那个小村庄理应有很高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玉瓦村,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初恋是否是个谎言。

  当我偏执地要去等候那个十七岁的埃莱娜,我便觉得自己的存在变得悲哀起来。我断断续续看完了《霍乱时期的爱情》,毫不怀疑自己对埃莱娜的爱恋也一样能延续半个世纪。我清楚地记下了好多细节:“然而,当她自认为已经把他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成了她怀旧的幽灵。那是暮年的前兆,每当听到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可弥补的事。”

  我会无缘故地记起在教堂握住她手的那个瞬间,电流流过,我竟然幻想暮年的自己能站在十七岁的男孩女孩身旁,允诺他们一人一个愿望,依然等候着埃莱娜的幽灵。

  这不是衰老,我知道,半个世纪的岁月对大海来说无非是几次潮水的涨落。

  我二十一岁那年年初,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沉郁的心绪袭来,当天夜里,离烤瓷港不远的海底发生强震,一场不大不小的海啸在凌晨时分突袭了烤瓷港。滨海大堤束手无策,整个城市就像掉进了海里,成了一个岛。母亲来信告诉我,烤瓷港城内面目全非,狼藉一片,老城区的许多建筑再也无法支撑,成批成批地拆除。杜鹃河边的杜鹃树们被海水浸泡了整整一周,尽皆死去。

  这一年,全城不会有一朵杜鹃花,没人能实现梦想。

  我似乎从这场浩荡的灾难里读出了这一年的不平凡。

  海啸过后,我从职工宿舍搬了出去,住进距离港口稍远些的一幢独立的平房。那白墙红檐的小屋孤单地伫立在滩涂上,西边的窗户正对大海,海浪声让我连自己讲话的声音都听不见。门口有一条沙石小道,可以直接走下岩坡,去到礁石边。通常没人愿意住在这个地方,可我仿佛觉得,离海越近,自己就越能安静下来。

  我恨不得住在海里。

  我骑一辆灰色的小摩托上班下班,周末前往集市购置生活必需品,就这样活着。我拒绝承认这一切和我这些年来的改变有关。可我又怎能否认,在天边海角等待一个人更显渺茫。

  然而她可不是在海这一边,我的独居更像是逃避。

  当我实在想要一点温暖的时候,我就会去镇上的酒吧。一次,经几个年长的水手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可爱的姑娘露茜。她在港区一所幼儿园里做老师,比我还小一岁。她是个开朗的姑娘,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轻松。后来,只要我们有空,就会礼貌地一起吃餐饭。我想她是喜欢我的,不过只有我自己明白,我不像普通二十岁出头的孩子,可以无所畏惧。

  借着海啸酿成的后果,在野的雨党开始攻击执政党,滨海大区气氛紧张,游行成了家常便饭。与此同时,这两个无孔不入的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宣扬各自的逻辑,它们无休止地纠缠在一起,它们让我明白,追求权力的战争永远可以比追求爱情的等待更执着。

  晴党感受到了压力,初春,众王城发来文件,要求青年晴党党员作好社会实践,去到底层人民中间。我被派去一个海边农场,和农民们生活一段时间。这些农民们性情质朴,我喜欢跟着他们一起下地劳动。

  一个凉爽的夜晚,我和农民们围坐在篝火边,炖起一大锅活鱼和海带,喝着农民自酿的清酒,忘记忧愁,唱歌又跳舞。临近午夜,乌云聚拢,就要下雨了。我已微醺,帮着农民将瓢盆收好,忽然有个孩子跑来叫我,说有人找。

  远远地,那个青色的影子扬起土坡上的灰尘,像一块笼着薄纱的碧玉。

  我以为是露茜,我想搂搂她,告诉她我觉得空旷,安宁!告诉她夜色多迷人!告诉她我不怕那些雨!对她说,露茜,今晚别走了,我们抱抱,到天亮。

  可我尚未失去的理智告诉我,这个影子扬起的风沙,似乎来自三年前,似乎来自十七岁——我认得她,她太熟悉,也太陌生了。

  “路德维克。”轻盈又沉重的身影背着月光与火焰,来到我一丈外的阴影里,有些颤抖地开了口,嗓音里沉淀着难以描述的情绪。

  我仿佛觉得自己的天灵盖放出金光,魂魄四散,分裂成一地的雨水,流进了海。

  埃莱娜。

  这是唯一一件我舍掉往昔的一切都能确定的事情,这是唯一一个我相信再荒诞的奇迹都不敢祈盼的人。

  该来的总要来的,三年多,这是种灰飞烟灭的感觉。

  暴雨在这个时候怒气冲冲地下起,劈头盖脸地倾泻在我们全身。我扔掉酒瓶,没有说话,上前拉住她的手,跑向我的小摩托。我们在雨里向我海边的屋子飞驰而去,大雨让我几乎看不清路,路途过半,她才终于伸出双臂环住了我的腰,比三年前有力得多。

  不知什么时候,我脆弱的小屋在肆虐的狂风下屋顶被开了个小口,雨水倾盆而入,溢满了客厅的地面。

  还是有些月光的,我终于看清她,揽她入怀,吻上去。

  两个湿透的水人,拥抱在一起,跪在雨里。

  原来我还是浪漫的——我的埃莱娜,你终于找到了我,风雨兼程地赶来海边,大海也终究给我们配了乐。以前,你说你不信任大海,可你的勇气感动了它,若现在风雨带我们滚入海中,我也心甘情愿,义无反顾。你想的该和我一样。

  我觉得我们胜利了。

  我们忘却一切的亲吻演变为了一场难以避免的搏斗。互相期待了太久,我们在对方身上迸发出原始的渴求,我顺理成章地在雨帘掩衬下探索着埃莱娜陌生却也那般丰熟润泽的身体。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目空所有地狂飙突进,我不允许我们再有保留,我似乎看见自己跨过烤瓷港和杜鹃河,丢掉了十七岁的世界和无名姓的自己,把它们变成不再矜持的亲吻,密密覆在埃莱娜赤裸的全身上下。

  这曲牧歌的前奏是送别处子。

  三年来,她一定从未如此疯狂喘息,散开长发,如此环紧臂膀,收起下腹的。在她决心前来的时候,她就该明白,这趟漫长的旅途,无论能否善终,从此以后,她的故乡,她的记忆,就属于这个三年前的男孩了。她或许会在我静谧汹涌的呼吸、起伏和力量里明白过来,我们在这个夜晚集齐了被彼此遗失的那些梦想。

  我们回不去了。

  清晨,我们在我简单的床铺上迎接了美到幻灭的朝阳,我们感到乏力得溃散,就像交换了三年半来对方的疲惫。

  我似乎觉得自己要更累一些。

  我看着和十七岁时截然不同的埃莱娜,无比快乐地接受了这个恍如梦境的现实,在重逢之后追忆过往的遗憾。她长大了太多,美丽了太多,我吻着她光洁的肩膀,无法自控地爱抚她,从身后搂住她绸缎一样的腰,听她说话。

  “我又一次见到了杜鹃河,瞬间就像发了疯,忘掉别的所有事情,我要找到你,路德维克,一定要。我去你家,你母亲没能在大雨里留下我。这点雨算什么,它又不是下了三年没停过。”她翻过身注视我,语调轻柔又飘忽。

  我用力抱紧她,死死地吻她。你不能再说了,埃莱娜,我觉得自己是个懦夫。

  她住了下来,我的小屋子有了女主人,开始变得像个家。我修补房顶的时候,她将海水清出屋去,我们从此在狂风肆虐的海港之滨居住下来,过着乡下空阔的生活,分享我们拥有的一切。

  我们买来最鲜活的带子和金虾,在沙滩上架起灶台,赤着脚烧烤。

  “杜鹃河的河口就在那片沙滩的后面。如果你要去看人们的愿望。”

  “我就是沿河而下才找到你的,河上没有一朵花。我的愿望要靠自己送给大海。”

  我忽然希望,年初的那场海啸能毁掉我们烤瓷港人矫情的侥幸。

  那天,我们吃得太多,坏了肚子,夜晚瑟瑟发抖地相拥在一起,倾听海浪头破血流。

  “埃莱娜,我们不分开。”

  “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家。”

  真冷,我们不再做声,只能抱得更紧。

  我们给屋子修筑了浅色栅栏,搭起一座简易的铁制灯塔,在塔旁搁了两张躺椅,坐在海边晴天滚烫的日光里,望向青黑色的海面,寻找渺小的归船。她把双腿放在我身上。

  “如果有一天我们双双消失,那是因为我们把灵魂注进了这两把椅子,成为周围旷野的一分子。”我知道她在幸福的时候才会展开想象。

  “有条帆船。”我指着远方海天粘合的地方,“看到那桅杆没有?”

  “也许它从航海时代开来。”她雀跃着翻身上了我的椅子,双膝插在我的腰间。

  我没法再让她穿着那条碍事的裙子。

  我们拥有了一段无所顾忌的时光,通过对方的眼睛和身体试图去理解关于大海和生命的那些隐喻和况味。我们全身擦满海盐,跳进杜鹃河口游泳,躲避密布的渔船,爬上尖锐嶙峋的巨大海岩,走进洞穴,寻找古时海民的遗迹,租一条快艇,凌晨出行,冲进三米的浪,在海中心观察日夜的更替。我们在光明万丈的晴朗和摧枯拉朽的风暴里挥霍着无边无际的爱情。

  一天,我下班回家,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两株小杜鹃,我们把它们种在了门前。害怕海边的沙土过于贫瘠,我们又去烤瓷港买了两筐酸土。悉心照料了数月,杜鹃活了下来,明年春天应该就能成功抽梢。

  关于过去的几年,我谈得很多,她却几乎不提。尤其每当我讲起家庭遭遇的灾祸,她就显得心神不定,撇过头去。这让我觉得奇怪,潜意识里有一丝不信任的思绪在滋生游荡,我不愿去触碰或翻弄埃莱娜奇迹般归来背后的阴影,可我似乎早就知道,有事情会发生。

  三个月后的一天,盛夏的中午,我在办公室乘凉,门卫来电话说有个邮递员找我。我来到港区门口,那个开着车的邮递员向我挥了挥手。

  他从包里掏出一只蓝色信封:“这信有十几封了,寄错了地方,退给你,不要再乱寄。”这个邮递员眼神炯炯,说话的时候语调顿挫,像是打着暗号,“不过也别弄丢了。”他把信塞给我,拍拍我的肩膀离开了。

  信封上写着一个大写的Z,以及一个烤瓷港的地址,赫然是埃莱娜的字迹。信已拆开,我心中好奇,摊开信纸。再清楚不过了,埃莱娜工整的笔画。信极短:“依然在海边,他没察觉,也信任。我都好,还要再等机会。毋躁。”我愣着,回办公室琢磨了一下午,脑子里嗡嗡发响,终于逐渐醒转,有了点头绪,也觉得浑身瘫软。

  Z还能是谁,这谎言的背后或许有个不小的圈套和秘密。

  我得当面去问她。

  晚上我特意带了一瓶来自南方大区的干白回家,酒到半盏,我笑眯眯地拿出信封,推到埃莱娜面前,压住,不动声色:“你解释解释。”

  她脸色微变,气先叹了出来,默不做声。

  “泽马内克对吧,”我稳静如常,心中已无温存,“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或者连孩子都有了?真过分,扔下他们跑来找我。你愿不愿意讲讲?”

  “我没结婚,没孩子。”她居然比我更平静。

  “那我就不懂了。邮递员说这样的信已经有十几封。埃莱娜,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想,那个人可不是什么邮递员,他只是伪装个身份来提醒你。”她解答了我心中另一个疑惑,“他大概是晴党的密探。”

  我皱起眉,一头雾水地望着她,等待她说下去。

  “路德维克……”她的声音好轻,嚅动着嘴,眼泪就下来了。

  “埃莱娜,”我束手无策,觉得自己被欺骗得有些晕眩,“你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告诉我。”

  她重新给我们的圆杯倒上酒。

  “泽马内克早在大学的时候就入了雨党,那个时候,雨党要巩固政权,派一批隐匿身份的年轻党员混进了晴党的各个部门。这些人经过精心挑选,忠心耿耿,泽马内克就是其中一个。堂哥他脑子灵光,取得了你父亲的信任。大选之前,他从你父亲这里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机密资料,安全人员名单之类的东西。”

  我有些恍惚,好像埃莱娜在编故事,可我又分明感到,这些都是真的。

  “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他拿走情报,帮助雨党在大选中获胜,立下功劳,回到雨党,官运亨通,而我也可以留下,和他结婚,一切都完美。然而你父亲到底还是更老道,识破了泽马内克,反而利用了他。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总之最后晴党赢了,堂哥的一切幻想都泡了汤。”

  “我记得也是,”我回过那么一点神,“大选结束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他辞掉了工作。其实那时我就觉得奇怪,泽马内克既然想雨党赢,又何必帮晴党做事?”

  “恩,我离去以后他回归了雨党,然而前途暗淡。他不甘心,一心要报复你父亲,就落井下石,把情报给泄露了,让你父亲背了黑锅。你家后来发生的事情其实我都听他讲过。”

  “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他干吗让你来找我?”我听得虚弱,惊诧而愤怒,挣扎着试图理清剩下的事。

  “因为还有一份能证明他身份的文件在你父亲手里,算是把柄,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他听说你入了晴党,顽固地认为你父亲很可能为了安全,把那份材料转交给你。他这几年过得还算顺利,但独独因为这件事寝食难安。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事得让我来做,就想办法把我弄来滨海,找你,然后和他保持联系,告诉他你的情况。”

  “你既然向着他,何必告诉我这些?”

  “路德维克,我在故乡上学,努力读书,可总忘不了烤瓷港,一心一意想要回来,渴望找到你,你比其他事情都重要。但我也得为堂哥做点事情,顺水推舟就答应了他。我知道你和你父亲不一样,可我没得选。”

  “是,你白来了。”我无力地嘲讽她。

  “就算你对那份文件一无所知,我也得向他汇报,隔几天就写封信给他。”

  “这么说来,晴党的人其实从来没有信任过我,一直都在监视我,他们发现了那些信,每一封都看过。”我觉得好笑,又悲哀。

  “一定是的。”她明白得比我迅速太多,她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单纯水灵的姑娘了。

  “埃莱娜,我问你,过去几年,你到底想不想我?”我把最后一点酒给了她,我们得喝完。

  她舔舔杯沿,睁大眼睛点点头。

  “好,再问一个,埃莱娜,你现在是雨党人么?”

  她垂下眼睑,将杯里的酒倒进喉咙,扑进我的怀抱。

  我明白了。就这样吧,我试着用力抱紧她,可是,乏。

  过了夏天,大选已近在眼前。我与埃莱娜时光的刻度就是大选,我们的成长和再见,好像仍然是为了大选,我们没法避开它。

  这一次,两党矛盾更激烈,各地频繁出事,时有摩擦,全国的局势都不那么稳定。

  “政治很复杂,你们为什么还如此投入?”我看着电视上骚乱的场面,问她。

  “我们希望国家继续改革,让我们走出来,像玉瓦村那种地方才能变得更好。”她的解释听起来顺理成章,还不忘调侃我,“你肯定也是,入了保守党,希望烤瓷港和以前一样。”

  我醒悟过来,晴雨不仅是我们两人的宿命,还是烤瓷港与玉瓦村的纠葛。我们这对戴着面具的恋人,也许会成为这个国家前进路上两个小小的牺牲品。

  “路德维克,这次,雨党一定赢的,到时候,我就能光明正大地留下来了。”她似乎在规划我们未来的生活,睫毛卷曲,闪闪发亮。

  “要是真的赢了,你是否还要嫁给你堂哥?”现在,泽马内克是我的仇人。

  “不嫁。我要在海边,和你一起。”她信誓旦旦。

  其实我考虑更多的并不是我们的生活,面对着大选,我们都有各自的贪婪。我们不是门外的那两株杜鹃,仅仅属于彼此,哪怕我们一度亲密得像两滴海水,那也绝不是永恒。当她心存善意地对我坦白,我却真切地感到疏远——相比四年前我们身处教堂的那天,我们的角色互换了。我开始苦苦思索,我想挽回父亲丢失已久的名声和尊严。

  可我想我依然是爱她的。

  晴雨两党这次都做足了功夫,寸土必争。埃莱娜居然找来两个油漆工,在我房子西边的墙头刷上了一行天蓝色的大字:“放手改革,支持雨党大选成功!”之后几天,晴党海港办公室反复派人前来我的小屋,希望能把屋子上的这条竞选标语擦掉,他们不愿让那些回家的船舶还没进港就看到这样的标语。

  其实我根本无所谓,只想做个看客,倒是埃莱娜,誓死保卫着她的成果。

  往后,等我去上班,埃莱娜就出门到雨党的港口竞选办公室帮忙做事。每天傍晚,变成我等待她回家。她为选举竭尽所能,在港区的小镇挨家挨户宣传,发起好多次小型拉票会,苦口婆心地告诉选民该把票投向哪里才对他们更有利。我看得出三年前的那件事对年轻的埃莱娜的伤害有多大,她恨保守党,恨他们的政策夺走了她的前途和青春。可讽刺的,她费尽力气重新寻回的爱人,竟也已变成当初毁掉她的恶魔的傀儡。

  有时候,深夜里,她会离开我们的床,看着月色下星光闪烁的海,哼起悠扬悲怆的山歌。她远比我更关心这次空前激烈的选战,我知道她太希望雨党能赢。然而选情依然胶着,没有人敢预测最后的结果。

  我们恣意的生活终于有了目标,像极了四年前。

  选举日前两天,全国各个城市都气氛紧绷。两党在烤瓷港组织起浩荡的选前游行,虚张各自最后的声势。那天埃莱娜执意要回城里去,于是我们锁上海边小屋的门,沿杜鹃河逆流而上,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回去很高兴,我知道她向来喜欢埃莱娜。

  “没想到一个小姑娘都那么积极,看来雨党的基础真的不错。”父亲自然知道她是谁,不过他涵养高,竟还能说笑,“要是我们这边都是路德维克这样的,那可没机会了。”

  “这次我们一定会赢。”她在我父亲面前都不甘落下风。我不知她为何这般急切地在我父亲面前建立起居高临下,来自身份的自信。

  “你们下午可以去看看群众游行。”父亲巧妙地避开锋芒,“长长见识。”

  “注意安全。”母亲补充道。

  我不太愿意的,可埃莱娜转身就走。我得保护她。

  “晴党人,请别跟着我,去你自己那边。晚上家里见吧。”她甩下我,急匆匆地远去,头也不回。

  我有些担忧,走到河边,恰好与身着暗红色上衣的晴党队伍会合,至少有几千人。我挤入人群,向烤瓷广场前行。他们一路激昂高歌,这些歌我一首都不会唱。

  一个小时之后,队伍来到了市政广场。远远地,广场对面雨党的人群是淡青色。

  两排警察安静地占据了隔离区,背靠背,盾牌立在地上。这时,两支队伍本该按计划绕过彼此,向各自既定的目的地行进。然而不知为何,两拨人在隔离区的护栏两边停下了脚步,喊出互相攻击的口号。警察抬起手中的棍子,指向那些领头者,一边催促人群赶紧前行。

  我看到了埃莱娜。

  她突兀地站上不远处的护栏,努力保持平衡,柔弱的上身探出,大义凛然的样子,就像准备光荣赴死。她挥动纤细的手臂,一个不大不小的东西从她手中飞出,那道美丽的弧线划过隔离区,砸进了我们这边的人群。我没看清那是个什么。

  不重要的,这个扔过来的坚硬的物体,酒瓶也好,猪头也好,只要不是当初她交到我手上的那朵玫瑰,一切就全完了。

  中指和辱骂在汹涌的人潮里沸腾爆炸,这些挑衅的符号往迅速燃起的火星上浇遍了汽油。我感到愤怒在周围狂暴地累积,接着蔓延开来,我再次看到她,没错,我的娇小的埃莱娜,毫无惧色地舞着雪白的拳头,在一堆恶汉之中面目狰狞地朝对手狂怒地吼叫。

  老天,要出事。

  我拼命向她挥手,可她的眼里哪里还看得到我。我忽然觉得恐惧,不仅因为埃莱娜变得如此疯狂,更因为所有人都是如此疯狂。我第一次切肤地感受到这个国家人与人之间近乎仇恨的情绪,可这种莫名的暴躁竟然来自埃莱娜这个激进的异乡女孩——我已没法再多想,我不得不开始自卫了。

  两边的人群压倒隔离护栏,警察们举起盾牌,然而这道看似坚固的屏障变得扭曲,很快便已站不住脚。两排巨浪终于冲破堤岸,狠狠地拍在一起,随即碎散。混乱中,我看不到天空,用尽全力为自己撑开生存的空间。我知道埃莱娜就在附近,她一定也在奋力挣扎。

  遮天蔽日的恐怖让人灵魂出窍,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几个月以前,在大海的风暴中,就算我和埃莱娜再无助,也可以拥抱着一起去死,然而当我们身处人的海洋,政治的漩涡,我们哪怕近在咫尺,却也只能自顾了。

  后来,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连滚带爬地逃出了混乱,把惨烈的广场留在身后。

  军队进城,烤瓷港戒严。

  我先回了家,让母亲放心,父亲沉着脸对我点点头:“赶紧去医院找她。”

  我奔出家门。埃莱娜,这次该我来找你了。

  三春秋

  我辗转奔波,第二天下午才在老城区毛白杨林附近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埃莱娜。

  巨大的病房里挤着至少四十个人,都是游行受伤者和他们的家属。埃莱娜躺在一张低矮的小床上,孤零零地靠在窗边,表情忧愁地熟睡着。我欣喜地亲吻她的面颊,她憔悴得像株枯黄的野草。

  护士找我去填表,告诉我,埃莱娜被人群压倒在台阶上,幸亏不是最下面的那个,只被压断了三根肋骨,肝脏也受了伤,好在并不致命。按照医生的意思,起码得住院观察一个月。我点点头,陪在她身边,担心又庆幸。

  病房里混杂着各种气味,药、饭、烟、血、尿……我在埃莱娜枕边放了一圈玉兰,等她在清香中醒来。“埃莱娜,你到底想证明什么,非要去那该死的游行,非要让我找不到你。”

  电视机里播着新闻,晴雨两党各自在众王城召开发布会,两位领导人严正谴责对方的行为,对烤瓷港受伤群众表示关切,却也都一再强调大选不会受此事件影响——“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让我们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我觉得好笑,觉得我们都太傻。没人在乎我们是死是活,埃莱娜,不过你该会说改革要付出代价,你愿意。

  我不愿意。

  我的睡美人慢慢睁开眼睛,透过一条缝看我,微微一笑,又睡了过去。

  次日,大选照常进行,三天后的傍晚,晴党再次以极其微弱的票数优势击败雨党,四年前那个胖乎乎的总统又一次高举双拳,宣布连任成功。

  病房里有哀叹声,有欢呼声,也有不做声的。不过大家都盯着电视机模糊的屏幕,咳嗽的咳嗽,打针的打针,玩牌的玩牌,现在是一团和气了。

  埃莱娜额头滚烫,发起了烧。我握住她绵软的手,寸步不离。

  “输了?”深夜,她忽然恢复了神志,轻声问我。

  “输了。你别多想,好好睡觉。”

  “路德维克,你陪我回一趟家吧,玉瓦村。我想家了。”当她再一次离开故里,艰辛跋涉到海边,为爱情和理想用光了所有力气的时候,她终于重新想起了家乡。

  “等你好了,我们就回家。”

  一天下午,我靠在埃莱娜的床边眯着眼,忽然看到了病房门外的泽马内克。其实我早就想到他会来。他看上去比以前更黑瘦,眼眶深陷,目光却成熟了不少。他也看到了我,慢慢走过来,我冷漠地朝他点点头。

  他伏在埃莱娜身旁,拉住她的手。我知道她没有睡熟,她聪明地选择逃避近在眼前的尴尬和暗涌。泽马内克向我询问她的病情,我面无表情,一一告知。

  “有件事,我们外头讲。”他轻轻对我说,望了一眼埃莱娜,眼神里盛满了兄长的深情。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泽马内克又何尝不可怜,那么多年,他为了目标不知道多少次背叛过自己,可他做的一切,到头来也许全都是为了埃莱娜。

  我们走进长廊,保持着距离。我并不正眼看他,他欠我父亲的债还没还,我不会放过他。

  “晴党很快就要开始追究烤瓷港冲突事件的责任人了,埃莱娜逃不掉三项罪名,至少得判八年。”他叹气,不像我印象中那样坚强,“我不能让她去坐牢。”

  “我知道。可我们能怎么办?”我歪着头,不屑地说。

  “我有个办法。”他似乎很难开口。

  “你真不简单,泽马内克,你真有办法,”我心中忽然来了火,“我父亲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个先放在一边。我根本不能相信你,埃莱娜也不能,你一直都在利用她!”

  他沉默须臾,咬了咬牙:“四年前,情报名单是我从你父亲那儿拿走的,这一点,我愿意亲口在法庭上承认,承担全部责任。等埃莱娜这边出院,你就上诉,要求还你父亲清白。开庭以后,让埃莱娜拿着我当时的信件出庭作证,我也配合,法庭一定给你父亲洗刷罪名。之后等埃莱娜受审的时候,她有了这件将功补过的事,或许能被宽大处理,免去刑罚。”

  原来是这样,泽马内克这个家伙确实挺会想办法,也还算有点人性。如果这能行得通,的确可以考虑。我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算是答应:“行吧,为了埃莱娜。”

  “其他工作,包括律师那边,我今天就开始想办法,我们要保持联系。”他说完,迟疑了一下,伸出右手捶在我肩头,“路德维克,我对不起你父亲。你得好好对埃莱娜。”

  他转身离开,背影有些凄惶。

  埃莱娜足足在医院住了四十天,我和母亲轮流陪伴她。

  父亲的案子开庭是在冬天,茫茫大雪里,我们前往首都。埃莱娜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泽马内克也信守诺言,一切都顺利,父亲官复原职。泽马内克由于态度良好,被移交雨党自行处理。

  一周以后,烤瓷港法院对埃莱娜提起公诉,埃莱娜出庭受审。父亲花了很大力气,动用了一切关系,埃莱娜终于免受牢狱之灾。然而,裁决最后不可更改的一条依然无法让我们释然:“病愈之后,永久驱逐出滨海大区。”

  永久。

  曾经在海边,我似乎认为天堂曾经离我和埃莱娜很近,特别近,只有两步那么近。

  后来的如今,那个天堂就在我们的眼皮下烟消云散。

  她在我家中休养了三个月。整个冬天,家中能谈论的话题少之又少,大家都是那么疲惫。我们离开烤瓷港的那天,春光灿烂,埃莱娜起床穿衣都花了许久时间。

  她在留恋。

  全家吃完早饭,门铃响了,两个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和父亲打了个招呼,他们要亲眼看着埃莱娜上火车。

  烤瓷港晴空万里,父亲母亲去车站送我们。站台上,埃莱娜和母亲拥抱,母亲哭了。

  我们在窗边并排坐下,向父母挥手告别,那两个灰衣人面无表情地对着耳麦说着什么。

  “再见,烤瓷港。”埃莱娜咬紧牙关,我的心肝也在疼。

  “我还记得自己五年前刚下火车,见到杜鹃河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爱上了那座城市。”火车向她的故乡前进,她这样对我说。她的精神状态比过去几个月好了不少,也许是正在回家路上的缘故。我点点头,算是回应,虽然我很想知道这所谓的爱究竟是什么滋味或是什么颜色的。

  我不清楚这趟旅行的目的,我只不过是在遵守一个诺言。一路上景色再多变新奇,我也心烦意乱,哪怕我从未去过这个国家的东方。我想起很小的时候,姥姥对我说:“东方都是荒原,茫茫无际的乌烟瘴气的沼泽。可千万别陷进去了,它们会裹紧你,把你吞没。”姥姥微笑道,摸摸我钢针似的短发。可惜鹤发童颜的姥姥早在我遇到埃莱娜之前就离我而去了,此刻我觉得自己似乎身处沼泽,却已无法向她求援。我很思念她。

  “你说,我们要在玉瓦村住几天?”埃莱娜并没有感觉到我的担忧,表面上是这样,她不过是想让我开心,想补偿我。

  “我只想看看荒原。”我说。最近,我常常觉得她就是沼泽,让我沉溺,难以喘息,又和我如此贴合,几无缝隙,难舍难分。

  真是无奈。

  更无奈的是未来。

  “说起来,过几天就是芜山大区传统的狩猎节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她其实对我任何细小的情绪都了如指掌,她知道前往东方的长途旅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恩赐,只有烦恼,不仅因为我是个不怎么出门的人,更因为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好啊,去。”我佯装犯困,想闭起眼躲避火车上嘈杂的人声。我感到焦虑。

  我竟然在阳光的斜照下睡着了,跟随当啷当啷的车轮声,埃莱娜用食指轻抚我的鬓角,接着双手环住我的右臂,给了我一个似是而非的吻。

  “好梦,路德维克。”她呢喃着。

  她也在想别的事情。

  我醒了。夜已深。火车开在平原的尽头,我们就要进山了。层叠的大山浮现在视野里并不遥远的地方,灰蒙一片,鬼魅而阴森。

  “路德维克,我们去车尾抽支烟。”

  我起身,她拉着我的手,我们在昏暗摇晃的车厢里往后走去,旅客们大都已熟睡。此刻我迷蒙地觉得,我们正在去往海边,仿佛走过这段荒凉的路,我们就要到家了,两个人的家。

  两颗火星飘浮起来,我们驶入隧道。

  “你是个对一切事情都看得淡然的保守党。”她捂住腹部,随即被我的手接管。

  原来今晚我们需要相互剖析一下,好看清今后的路。太对了。

  “我懒散、平凡、知足、没有进取心。除了你之外一无所有。”我感到自己有点自卑。

  “不过你大概总是想一个人生活的。”

  “似乎还没有,只是好像明白过来,很难像你那样一直高歌。”

  “你是说,我是个热情的人。”

  “不自觉的。”

  “其他呢?”

  “聪明、顽固、想要幸福、不甘平庸、激进的改革派。”

  “但有的时候是不是太狭隘了?那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你得多为自己想想,不能有下次了。”我轻揉着她腰间的伤口。

  “可我们没有下次了,路德维克。”她转过身拥抱我,长发遮住了我的眼睛。“我们的事情,到家了再说好么?”她在恳求。

  火车开出隧道,四周再没有平原。

  “那么,改革派,在游行的队伍里,在市政广场上,你觉得你还是自己?”我很想知道集体的疯癫和独立的意识能否共存。

  “是的。清晰的自己。在爬上围栏的那一刻,我甚至都想到了会不会受到迫害。”

  “你把这叫做迫害?埃莱娜,烤瓷港多年来选前游行的最大骚乱可是你一手酿造的,你站在围栏上振臂高呼的那个镜头都能被定格进历史。”

  “你们这些本性阴暗的保守派,总在自以为是地装模作样。”

  “别把我父亲包括进去。”

  “那当然,不会的。他对我那么好,我没法报答他。”

  “政治一点不好玩,你为什么不懂?”

  “我懂,可就像海边的我们,热爱风雨,却也没法抵挡它们。”

  “可是现在呢,当你发现理想幻灭,你还爱它?”

  “不,我只是觉得成长很痛苦。”

  埃莱娜,这半年当中,我一直在试图理解你,可你四年来积攒起的强硬和激愤,也把我们重新拥有的希望给毁了——这句话我没说出口。

  “想说什么?”我的默然和收敛,她都懂得。

  “你扔过来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忽然想起那道改变了我们命运的弧线。

  “是本书。”她竟然笑得开怀,“精装的《玩笑》,它好沉,我自己都不相信能扔过来。”

  原来如此,是玩笑。

  这种悲戚的感觉,陪伴我到达了东方。

  玉瓦村距离火车站还有一天一夜。

  “别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路德维克,从前的路更难走,只有木头做的驴车。”我们坐上一辆破旧潮湿的中型旅行车,驶上磕磕绊绊的盘山路。

  “从前有个乡村女孩,她心灵手巧,温婉美丽,她热爱家乡,也热爱外面的世界,她醉心于追逐各种生活经历,走遍人生路,到头来却被一个顶顶信任的人永远送回了故乡,再也不被准许离开了。”颠簸中,我几乎刻薄地发起了疯,我要在她的地盘上挖苦她的信仰。

  “这个女孩只是希望她的国家能进步。”埃莱娜轻飘的回答让我凝噎。

  第二天黄昏,我们终于到了玉瓦村,这个我当年在地图上苦苦寻找的地方。

  埃莱娜没有骗我,故乡安详秀美,家家屋梁上都吊着一块明亮剔透的白玉。

  她朴实的父母说着难懂的方言,朝我客气地微笑,让出家中最结实的一张藤椅。

  饭桌上,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插不上话,面对满满一桌口味浓重的食物,备感疏离。他们一直在平心静气地交流,我点起烟,站在屋子后面晾衣杆边,望向雾气弥漫的远山。夕阳已经一点不剩,有羊群从半山坡缓缓走来,马背上那个年轻的牧民吹起了笛。

  “嘿。”她来到我身旁,“那座山后面就是你想看的荒原,明天带你去。”

  “好。”

  “路德维克,”她减轻了音量,像是做错了什么,“泽马内克受了雨党的党内处分,下个月就要被遣回原籍任职,我父母要我下半年嫁给他,在玉瓦村。”

  我几乎没在听。我想告诉姥姥,其实东方很漂亮,让人感伤的永远不是风景。

  我自然没法和她睡在一个房间,我躺在黑暗的屋子里,泥土的味道让我惨然地知觉,命运从来就不是剧本,不是乐曲,不是电影,无法被排演——只要我们在一个章节,一枚音符,一帧画面上偏差了一毫厘,一切都将彻底走样。

  她不知何时坐到了我身边,悄无声息地。她似乎在啜泣。

  “赴那婚约吧,埃莱娜,我几天后就离开。”我双手枕在脑后,看不清楚星空,“一对还乡的雨党人,你们可以一起改变这里的,挺好。”我坐起来,脑子里仿佛装满了黏稠的汤水,“只是埃莱娜,我们要怎样互相纪念呢?”

  “你遗忘我,我为你祈祷。”她的声音像是裂了开来。

  我用力抱起她,走进月光的庇护,亲吻她的双唇。

  “这样行不行,我们回到海边去,放掉一切,隐姓埋名?”我不知道这样的挽留还有什么意义——这条能够战胜其他所有纷扰的道路,曾经在我们的生活里壮烈地存在过,可我们到底没有选择它,我们宁愿与分别和痛苦去纠缠。

  “路德维克,爱情只不过是饱含愁苦的欢悦,只不过是幻觉。你该明白的。”

  我抬起头,云中的月亮早已对我不理不睬。

  清晨,我们早早起来,埃莱娜带着我出门,拨开山间夹着草香的水雾,跨过歌声清脆的溪沟,来到山坡背面一座破败的祠堂门前。

  “我想看的是荒原,不是祠堂。”

  “那后面就是。”

  我忽略古老的祠堂,急匆匆地踏进后院,望向山下的原野。

  我惊呆了。

  原来我执著地想要去亲身感受的丑陋的荒原,那在童年的印象中本该阴冷凄凉,迷宫般难以找到出路的荒原,竟是眼前这片无边无际,姹紫嫣红,波澜壮阔的杜鹃花海。阳光恰恰在这个时候从云层间汹涌地倾泻下来,自花海边缘迅猛地覆盖到了目光的天际——山谷里吹来通透的风,所有杜鹃在阳光的照耀下似乎都踩起了华贵的舞步,美得让人难以呼吸。

  埃莱娜挽住我的手臂,好像在提防我晕倒:“不知道我们海边屋子前的那两棵杜鹃怎么样了,要是它们活在这里,恐怕能更开心些。”

  我说不出话。我居然把烤瓷港关于杜鹃的记忆统统抛在了九霄云外。

  “这里曾是村里的坟地,过去几千年玉瓦村远走的先人们都聚集在这片原野上。后来,有人种起了杜鹃,于是每个人都变成了一棵树,每个人身上都开着无数鲜花。”

  往后的几天,埃莱娜在家帮着父母准备春耕,我便独自上山,在杜鹃花海前坐上半天。我渐渐懂了,杜鹃花海越美,我离荒原的灵魂就越近。

  仿佛还乡的那个人是我。

  埃莱娜就像玉瓦村的尘土,我是从西方前来的海风,我们跟着山猫和喜鹊在乡野里奔跑,品尝东方丰硕的甜瓜、酸梅和坚果。我们曾经在另一片天空下日夜缠绵,可这段日子,我们再没有过肌肤之亲,保持着年少时羞涩的距离,我觉得这修行般的时光甚是可爱。

  午夜,安顿好埃莱娜重新饲养起来的鸡鸭牛羊,我们来到大杜鹃林里,升起一堆篝火,打开一瓶山楂酒,对坐在火焰中。

  “你有没有想过,泽马内克可是你的堂哥,你怎么和他入洞房?”

  “闭上眼睛,想你。”

  “不过,他说不定是只黑黝黝的野兽,张牙舞爪的。”

  “你呢,路德维克,你的下一个?”

  “我想想,我和她在海滨盛大的音乐会上相识,她是个舞者,比你高一些,话也更多。不过她从来不谈政治。”

  “是啊,我没法离开这个包袱,你也没有力气把它扛起来。”

  杜鹃花瓣纷纷落在我们的影子上。

  芜山大区的春天就要结束了,我决心在雨季来临之前离开。

  她坚决不同意在她的家乡告别。于是我们找来一张残破的全国地图,互不相让地在图上丈量着距离,就像两个寸土必争的滑稽的谈判者。

  最后,我们妥协于玉瓦村和烤瓷港的中间点,一个叫做伊顿的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们在花海里游荡了一整天,黄昏时分,我终于摘下了最娇艳的一朵红色杜鹃。

  这是我能带走的唯一的东西,埃莱娜。

  我们重新坐上火车。

  “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多么陌生,我觉得我们的距离第一次变得那么渺小,纵使你再离开我四年,一切依然不会磨灭。”我似乎在读一本书。

  “我的诺言和希望,最后都没有了。爱情可悲地远去,面目全非,面目模糊,甚至面目可憎了。但愿你在往后的四年里不再等待我。”她亦然。

  “可你是否一心想要摆脱山区,回到海港?”

  “要是四年以后,我的努力依然以失败告终,那我就长眠于荒原。”她半开玩笑。

  “草率的婚姻,固执的性格,埃莱娜,你前途未卜。”

  “我知道。可要是我不敢去突破保守的束缚,最终心怀未竟的梦想倒在一个异乡男人的怀里,也是个悲剧呀。”

  我说不赢她的,我只能乱编点故事。

  “那个女孩终究还是还乡了,和另一个男人结了婚。我发誓,如果她不快乐,我就会从她结婚的那天开始劝她离婚,我一定能成功。”

  “可要是她在婚姻里很幸福呢?”

  “若是这样,我就诅咒她永陷其中。”我知道,我的复仇,能针对的仅仅是自己。

  伊顿到了。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样黄沙弥漫的地方,真是个奇迹。

  我们找到铁路大桥边一家灯火阑珊的旅馆,它名叫摩拉维亚。

  我们得过一夜。

  我们趴在壁炉前的地毯上,面对彼此通红的脸庞,一起体悟曾经的岁月,后来,我们静静地拥抱在一起,后来,我们喝起酒,放起狂想曲,翩翩地跳起了舞,再后来,我们褪下彼此的衣衫,最后一次成为了同一个影子。记忆里青葱年华的初恋与离别,城市和乡村日夜幻灭的希望,横亘在晴雨之间的信任与谎言,海边潮起潮落中的天光云影,上个秋天激昂的口号与血染的旗帜,宿命里一次次亲密和一次次疏远,全在我们的对视中被碾成了细细的沙,挥洒在脚下吱吱呀呀的地板上,埋葬在这个永不再见的他乡。两个内心安宁的流浪者,终于走完了这趟漫无目的却一言难尽的旅程,告别从十七岁开始的这辈子唯一一个完整的梦,丢弃百无一用的幻觉般的爱恨,化为两个闪亮的剪影,登上一艘永不靠岸的霍乱小舟。

  “万一以后再遇见,你会说什么?”

  “好巧。”

  “如果我向你问候,你会说什么?”

  “都好,谢谢。”

  “我安心了。不如你忘掉我,我为你祈祷。”

  第二天,我们站在站台两侧,隔着铁轨,面对面,等待火车来。

  “烤瓷港的海风保佑你,埃莱娜。”

  “三年以后的秋天见,路德维克。”

  她的火车先到了。汽笛声中,我依稀听到田野远方传来悠扬的小提琴声——《两个掷弹兵》。

  海涅诗的第一句我是记得的:两个掷弹兵踏上归途。

  彼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