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余华童年故居
来源: 《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 2016年02月26日

  文/王英

余华童年旧居
 
余华童年居住的房间紧锁着
 
斑驳的院墙诉说着余华童年的故事
 
七十年代的海盐武原寺西老街
 
余华1岁时曾居住的杨家弄1号
 

余华的童年在这幽长的杨家弄中渡过

  一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感动了世界上许多的人,甚至连余华自己都认为写出了“一部高尚的作品。”

  活着,是人类自古以来长途苦旅的象征。写《活着》这部书的余华,曾与我一起生活在海盐这古老的小镇上。海盐这个古镇在余华童年的时候只有轮船能到这里,汽车是后来才有的,直到现在与外界联系也就这两种交通工具。余华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在这渡过。这座江南小镇由一条河贯穿着,它从镇的这头经过镇中心,流向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河上横跨着无数座小桥,两岸是粉墙黛瓦的民宅。每逢黄梅时节,潮湿的空气会弥漫整座古镇,把小镇勾勒成一幅如梦般的幻境,穿行其间,那若有若无的雨常会令我想起诗人戴望舒《雨巷》中的诗句:“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每当这个时候,会萌生一种难以排解的惆怅,一种莫名的落寞,一种淡淡的哀愁与灰色的雨雾形成一种柔软而空濛的意境,产生一种诗意和连绵不断的思绪。戴望舒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是由江南的雨巷引发的,那么,余华享誉世界的《活着》的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不是也与他生活过的海盐有关呢?

  秋季的一天,我随余华的父亲,一位很热情的外科医师,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在他不间断的忆述中,走进了余华一岁时与父母到海盐的第一个居住地,杨家弄一号(现改为六号)。

  杨家弄,像一支长笛,伸展到海盐廊桥的河边。余华的爸爸告诉我,在杨家弄他们居住不到一年,由于老伴不适应这里的阴暗潮湿,身上长满了湿疹,就搬迁到杨家弄底11号(现在85号)的老宅。

  这老宅我平时上下班都要经过,这儿的人习惯称为汪家大院。汪家大院我来过几次,每次来的感受都不同,汪家大院据说是明清时代的建筑,有数百年的历史,虽经百年沧桑,从那些残留下来的装饰和梁柱框架能感受到当年的殷实气派。这座坐南朝北两层高的四合院,青石板砌的天井,磨条石的阶沿,斑驳的墙壁,马头墙的高翘,古雅庄重,那板壁、楼道,以及围廊上的八卦、如意等木雕花纹,足以说明它的内涵和文化历史价值。据说,这是古镇上现遗存的最好一幢明清建筑了。偌大的院落里,当时居住着七八户人家,每户人家差不多有三四个孩子。余华一家就住在这古老的大宅下一楼约三十平方米的一所房子里,余华和他的哥哥住在楼上父母房间隔开的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间。由于地方不大,余华的父亲设法在东门靠墙搭了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灶披间。余华的爸爸回忆说:“第一次使用时,还特地破例买了两斤肉,以示庆贺。谁知,兴奋之余,全然不知如何烧制‘油沸肉’,将本该在水中煮熟后才可放入油锅的肉,直接放进油锅里氽,结果把肉煮得又黑又焦,舍不得扔掉,一家人硬着头皮吃了好几天。”我不知余华吃到父亲泡制的油沸肉没有。

  得到房东的同意,我们踏上了又小又窄的楼梯,余华一家原来居住的房间被现在的主人锁着。房东说,有好几年没人打开这房间的门了。余华小时候的住地给我留下了一块想象的空间,中央电视台和香港阳光文化网络公司杨澜工作室都曾来这幢老宅拍摄过录像,不知他们当时进去了没有,如果没有,恐怕跟我一样也会感到一份遗憾的。

  回想起来,余华在海盐生活时,我与他见面并不多。有趣的是,我们每逢见上面,不是在天宁寺的图书室,就是在后来新建的张元济图书馆。余华留给我的印象很内向,不太爱说话。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双眼睛,清澈而单纯,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他始终如一的纯真。可惜的是,这位“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作家到北京后,我就很少再见到他了,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时候,我常常在一些文学刊物上、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读到余华不断发表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拍成电影并在国际上获戛纳大奖后,年轻的作家余华更是名声大噪。有人由此认为,余华是沾了老谋子的光,但余华本人却不这么看,他说,小说自身已经够有份量。五年后,事实证明了余华自己的判断,1998年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这是意大利面向世界范围评选的文学最高奖。作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余华成为当今世界文坛颇为关注的人物。就在同年底,我应香港《广角镜》杂志之邀,前往京城采访了这位已享有盛誉、出门远行已有十余年之久的余华。

  二

  在一个小镇上长大的两个人——余华和我,戏剧性地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见面了。那天是在他北京的寓所进行交谈的。许是从小就熟识的缘故,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如既往的热情和纯朴,所不同的是他比先前看上去沉稳得多。说实话,此时虽然作为一名记者采访余华,但就象是闰土当年见到鲁迅一样,我是用仰视的目光去看待现在的余华的。在远离故乡的异地,我们开始了一次关于故乡、创作和人生的话题。

  谈话自然是从他故乡的创作开始的。中学毕业后,作为医师的父亲安排他去了当地的武原卫生院,学当牙科医生。然而,父亲的愿望和儿子的意愿却是相违背的。余华不喜欢那份整天让人家把嘴巴张开的工作,好像整个世界就剩下了一个口腔。按照余华的说法,“当医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的严格性,使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合适。”的确,余华是很清醒的,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当时余华为一位病人拔牙,结果是将这位治牙病的病人的好牙拔掉了,而原来要拔的那颗坏牙却依然留在病人的口腔里。时隔多年,笔者偶遇这位倒霉的病人时,他却幽默地说:“一颗好牙换回一位杰出的作家是本人的荣幸。”余华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而且难以适应每天按部就班的八小时工作制。余华觉得文化馆的人自由自在,可以在大街上晃荡,可以想象,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因此觉得文化馆对自己很适合,于是偷偷开始写作,但文化馆是不会要一个牙科医生的,要的是会画画、会作曲或者会创作的人。余华知道自己只会写东西,写东西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认识汉字就行,而且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语文。其实余华实现进文化馆工作的愿望,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很大程度成为了他最初的写作动机,却没想到成就了今天的文学事业。

  余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取材于宁波进修的经历。经过几番磨难,他的处女作《第一宿舍》终于在杭州的《西湖》杂志上发表。此后,余华有三篇小说都得到了《北京文学》的赞赏,邀请他去北京改稿。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牙医到了《北京文学》社。记得当时余华进京进行文学创作一事引起了海盐文化界的轰动,就像县里出了一名状元般光彩。作品还没发表,他就于年底调入县文化馆工作,而他去北京修改后发表的小说《星星》,还获得了一九八四年“北京文学奖”。迄今,余华仍念念不忘发现,指导并将自己引入文坛的《北京文学》。

  三

  不过,真正使余华在中国文坛开始崭露头角的,是他1987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学》上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作品不仅获得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赏识,还由著名的文学期刊《收获》作了转载。这段时间的余华是与世隔绝的,他在文化馆除了领工资外,很少走动,然而,正是这种封闭式生活中创作出来的作品,却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先锋的表现手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文中独特的语言风格,在当时显得比较保守的中国文学是一种突破。由于余华没日没夜的研读当时所能找到的西方名著,揣摩各种西方文学的叙述手法,以至于走出屋子的时候,他的头发竟长及过肩。这样的形象,难免与周遭环境相左。以余华、格非、苏童、莫言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曾掀起一股力图突破中国作品的传统风格、模仿西方当代文学的潮流,而余华被认为是新一代先锋派作家中,能娴熟运用并结合中西写作技巧的一位作家。作家和评论家李佗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曾断言,就凭这一篇,余华就已经走在中国文学前列了。余华也在这个时期说:“已经找到今后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颇为自信地表示,“我隐约地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

  随着余华小说的走红,他的工作岗位也由县文化馆调至嘉兴市文联。1988年,他同一批在各地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们,被选派到北京师范大学深造,经过两年的深造,他获取了文学硕士学位。并在他毕业后的1991年下半年,与浙江作协签约作为合同制专业作家。

  余华,从他《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承认,都被评论家称之为先锋派。

  何谓先锋派,别人如何评论暂且不提,在我眼里,先锋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浪花。这句使人并不陌生的话,为先锋派文学确立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即它似乎永远不会成为明日黄花,大多的先锋作家,不会注意自身在文学流派中的位置与被人关注的程度;相反他们倒是时常陷入孤寂之中。如果在某个时期先锋派成为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我想多半是一种误会。当然,这样说,并不妨碍我们沿着时间的河逆水而上,沿途见到一些作家的名字:余华、苏童、格非、残雪……很可能我们的视线,在接触到这些先锋作家和作品后,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他们作品本身的阅读挑战,具有如此魅力,余华,我认为要算第一个。

  四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朝三暮四。”这里余华所表述的是作家的生命在于不断的探索与变化。纵观余华各个时期的作品,无一不在变化。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鲜血梅花》是一种风格,《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又是一种风格。余华总是无法回避这个已然破碎不完整的现实世界,有人说“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他本人则认为“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这一时期余华所写的作品,就在十年后的今天,在意大利出版后仍然反响很大。而他的《余华作品集》也一版再版,销量逐年上升,先锋作家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也逐渐得到评论界的肯定。

  如果这些作品仅仅是一种风格上的变化。那么,我认为《活着》就是余华“在写作上的一次革命”。在《活着》这部长篇小说里,他彻底抛弃了原有的先锋叙事手法,以朴实简洁的笔墨,通过一位老人叙述自己饱经沧桑的一生,揭示了一个普通百姓面对死亡所呈现出来的看似寻常又非同寻常的生存状态。余华写下了人对苦难的忍受能力。

  在《活着》中,余华使我们看到福贵从纨绔子弟一落千丈,沦为贫寒人家。在饱食终日、挥金如土的日子里,福贵没有想到活着也会成问题,而事实上活着恰恰是困扰人类生存和命运的最大命题,福贵从富得流油,到财富将他推上绝境,不幸和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了这个倒霉蛋身上,然而,当我们看到他木讷无助、天真幼稚地与困厄为伴,面对亲人一个个的死去发誓要活下去时,我们也看到他以超人的忍受力,用平和的心境、恬淡地面对命运施加到身上的各种不幸,我们不仅看到一个牵着老牛在田里耕作的福贵,而且他用乐天知命的姿态吆喝着“皇帝选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去消弭命运对他的打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活着的一种明证。我们不得不承认福贵对人自身所有的复杂性完成了极好的感性抽象。福贵活着,并且活下去了,这样的生存,虽然不触及知识分子探讨不已的“为什么而活”这类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但福贵仅向人们揭示了最简单不过的真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活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华在关于《活着》的创作谈中这样说:“我感到我写出了高尚的作品。”

  1993年,《活着》被著名导演张艺谋选为拍摄题材,经余华改编为剧本,由张艺谋亲自执导,台湾年代公司投资,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分别由当红明星葛优和巩俐扮演。该片在翌年的国际戛纳电影节上获评委会大奖,葛优获最佳男主角奖。该片相继在欧、美、东南亚、港澳台等播映,而余华的小说也随着被翻译着英、法、德、意大利等文本在国外出版,并先后为香港《博益》、台湾《中国时报》评为十本好书奖和十大好书奖。韩国《东亚日报》认为,“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德国《柏林日报》称,“这本书不仅写得十分成功和感人,而且是一部伟大的书。”在国内,小说《活着》一版再版,印数多达十余万册,北京大学等院校还专门开设了余华小说的专题讲座。

  《活着》在意大利发行后,在意大利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余华由此获得意大利的国际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6月间,他还应邀赴意领取这个颇有影响的文学奖。由于这是亚洲人首次获此奖项,意大利传媒还刮起了一阵推介中国文学的旋风,电台、电视台和报刊上各种各样的报道接踵而至。而最让余华感动的是,有一位老妇人从几百里远的地方赶到他颁奖会场,仅仅只是为了远远地看看他。在余华回国后,该基金会还为其寄来了一大摞报道复印件,其中《共和国报》在评介这部作品时称,“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不死。”无疑,这好评如潮的反响,给余华带来了盛誉,同时也确立了《活着》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块里程碑。

  时至今日,余华告知我说:“1987年以前的作品,我已经不再出版了,最好是让人家都忘掉。可是,现在搞研究的人还把它翻出来,没有办法。至于以后的作品,我认为比较成熟,所以我会同意一次次的出版。”

  随着《活着》等小说的面世,有些评论家认为,作为中国八十年代先锋作家代表的余华,已悄悄开始他个人艺术上的“转型”,他发表于1995年的《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标志着“转型”最终的实现。对于写作的风格,余华明确地对笔者表示,是根据写作的内容和出发点来选择的,并不存在先锋还是现实主义,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可能永远走同一条创作路子,应该什么手法都要尝试。《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长篇小说。在我看来,从纯文学的意义上讲,它的巨大成功是九十年代任何一部其他文本所无法企及的,不仅在国内读书界受到推崇,在法国,《读书》杂志称其为“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是外表朴实简洁与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展望报》则更认为“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不能不承认余华以锐利的目光在生命现象中割开的一道切口,将他的小说艺术准确地镶嵌进去。

  这部描述普通平民的作品,源于余华在家乡海盐的真实故事。当时作者居住在父母医院太平间的对面,而斜对面就是医院的供血室。他在那里经常玩耍,听到过许多卖血人的故事,植根于生活中的创作源泉是宝贵的,《许三观卖血记》让余华呈现出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忠诚创作得之于余华对于写作技巧的反思,《在叙述中的理想》一文中,余华说道:“他每天面临的不再是追求什么,而是表达什么。它以对简单和朴素的追求显示了作家艺术自信心的增强,艺术能力的提高和艺术心态的逐渐成熟。”余华通过《许三观卖血记》这部小说,确立了自己新的创作方向和价值,即不管是先锋还是传统,同样可以做到得心应手的运用。

  五

  2006年,余华再次推出了他的上下两部长篇力作《兄弟》,并以一百万册的销量,创造了严肃文学销量的神话。由此,这位从江南小镇走出去的青年作家,在沉寂了十年后,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非凡的才华和实力。《兄弟》虽然在国内引起巨大的争议,有趣的是,在法国出版后,却获得了《解放报》、《费加罗报》杂志等法国主流媒体报刊近乎一致的高度评价。《费加罗报》的评论最为典型“《兄弟》在温柔与垃圾之间,在闹剧和道德之间,700页的书仿佛驶向了地狱……兄弟尖刻而深远,需要一个天才才能在这样两个叙述中保持平衡……”2008年的秋天,余华的这部小说被授予法国第一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我认为,我在前文所提及的“所谓先锋,就是自由”,如果真能描述或界定的话,那么余华自由的跳跃并选择任何一种方法创作,都是可取的。真正的“先锋派”,哪怕是在传统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创作也会一如既往具有先锋的精神。

  六

  如果说余华在成长,他的家乡也在成长,那么,唯有余华生活在这里三十年的点点滴滴却被定格在记忆的永恒里。余华居住在这里时,和院子里的孩子交往并不多。当时余华年纪还小,人又胆小。原来的东门口有个池塘,也叫汪家池,这里水清清,鱼悠悠,柳拂拂,风习习。每当哥哥钓鱼时,余华就在棉花地里帮着哥哥挖蚯蚓,哥哥在院后的阁边折芦苇,余华就在边上剥苇叶。有一次,哥哥抓到了一条胳膊粗的大河鳗,让余华帮着抓,可胆小的余华战战兢兢,刚摸上去,就“呀”一下,吓得松开了手。那时候,余华成了他哥哥的应声虫。这俩兄弟总喜欢弄出点名堂来。一位与之同住的女孩回忆说,记得有一年春节,大院的人都在各自的小天地里过年,忽听见人声鼎沸,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后来孩子们发现,原来是余华兄弟俩为避父亲的眼睛,躲在东门外的一个柴堆边打火药枪,不小心引燃了柴堆,引起大火,把两个柴堆全给烧了。当时的柴草不比现在,是个宝贝。当柴草的主人找上门来,这可把余华的父亲气坏了,父亲的咆哮把兄弟俩吓得大哭大叫。老宅里的人曾亲眼见他爸将余华摁在自家门外搭起的麻条石板上,脱下大皮鞋狠狠揍了一顿。这以后,大院里的人好几天没见兄弟俩逛来逛去的身影,一打听,才知被他老爸反锁在楼上。

  作父亲的也许以为将兄弟俩反锁在笼子似的小房间里就太平无事了。但兄弟俩的行为常常使父亲目瞪口呆。那二楼的东窗成了碉堡的瞭望哨,窗外是辽阔的田野,田埂上走动的行人常常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弹弓一拉,赶紧躲在窗框下面,让人挨了打还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兄弟俩却在窗下窃窃偷笑。谁也没料到,这群呼来唤去的孩子们中间,日后会有一位世界级的作家诞生。直到有一天,余华的名字,照片不断地在国内外报刊上出现时,曾在大宅院住过的人们才恍然记起这个淘气的孩童,曾经生活在自己的身边。大约在余华三年级时,他们一家搬迁至离扬家弄不远的市河边医院的宿舍内,后来又迁移至海盐中学内,不久兄弟俩又搬至大虹桥旁的一幢二层楼里居住。在河边的楼房里,余华的创作进入了忘我的状态,他父亲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余华回家吃饭时说的话:“今天我又枪毙了两个!”父亲困惑地看了他一眼,尔后马上明白他说的是小说中的人物。搬离杨家弄后,余华还会常回到这座老宅,不知道余华作品里那种神秘的气息是否来自于这座老宅。余华的爸爸说:“余华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葡萄架下》,取材就是弄中种有一棵葡萄的人家。”

  余华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年,出去的时间还不到生活在这里的一半。因此,他对海盐感情是那么的浓烈。他曾真诚地告诉人们,“只要我写作,我就没有离开海盐。”在他的作品里,你随时可以看到他用家乡的某个场景或人名来叙述情节,意蕴悠长,内涵丰富。余华说:“写作时只要加进一个熟悉的名字,灵感就会特别好,进度就会特别地快,并说以后的作品中还会大量出现故乡的山山水水。”我想,余华的文学创作,有一部分源于养育他的母亲,同时,他的创作灵感也源于故乡的山水,故乡的淳朴民风。

  我一次次抚摩岁月的船橹,竟划出了这一条流淌的水路。这河承载了小镇发生的一切,载承着这位作家来来往往故乡的身影。岸上的一切都在变,唯有这条饱经沧桑的岁月的河流没有变,唯有余华当年居住过的杨家弄八十五号没有变,它依然静静座立在那里,面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它像一位历经磨难的老人,依然表现得淡然、安详。黄昏的落日照在海盐廊桥河面和岸上的人家,波光映衬着桥上走过的每一个人的身影。伴随夕阳漫步走过余华小时候曾经感到恐惧的那座连接医院住院部的石桥,岸上原有的房屋已被繁茂的花木取代,草木、河水,夕阳一切都显得平和宁静。余华的父母坐在河岸的石凳上,中间放着一堆带壳的毛豆,他们慢慢地剥着,不时与经过身边的行人微笑着打个招呼。有位北京出版界的朋友来海盐,他说:“你们家乡人对生活的热爱和陶醉的程度远远超过北京人。”

  也许他说得对,余华就曾说过:“只要他写作就是回家。北京只有不写作的时候存在,其余的时间不存在。”曾有记者问余华,将来你百年以后,也许会建个余华文学馆。余华当时大笑着说:“要是会为我建纪念馆的话,那就是海盐。”我知道,这决不是余华一句开玩笑的话,他深深地爱着这块养育他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看着他长大的父老乡亲。前不久,经笔者的呼吁这座明清老宅,余华曾居住过的地方,已被县政府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县里曾经为张元济、张乐平、黄源等文化界名人建立图书馆、纪念馆,以示纪念和弘扬他们的精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里也会建成一个“走进余华的童年”的展览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