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荷人才黄慕秋:在纸上说话
来源: 钱江晚报  | 时间: 2015年07月14日

文/黄慕秋  

      几年前,我给主流青春文学杂志写小说,读者大部分都是在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更甚者有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她们大都怀揣一个文学之梦,很多人,加了我的QQ,常常被问起:怎么写文?怎么投稿?问得更细的也有问写作技巧等。

  我思索了之后告诉她们,我没有写作技巧,我只是擅长在纸上说话。

  这不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倾述或者表达,就像有些人面对人群能够口若悬河、能言善辩,而有些人面对人群却词穷结巴、沉默寡言,我是后者,我的交际说话水平是零分,但始终,上天是公平的,我说不出口的东西直接从大脑传输到了我的手上,他给了我一双会写字的手。

  于是,我把它归结为,一种本能。人类千千万万本能中的其中一种。

  以写作为生十年,苦乐自知,若这不是出于本能,我想定难以支撑在这个浮华的世界里生活至今了。

  多数的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一个故事,并非真的只缠绕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它可以是发生在众多人身上的小细节,被我发现,再默默拿来一一剪碎,一一拼凑、缝补,这就如同一位缝纫师的工作,所以,你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故事像你的,又不像你的。那种似是而非的朦胧感,令你觉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突然间就披上了创作的外衣,其实假若用口头表达,则是加油添醋。添加得不好的,变成了糟粕、八卦,添加得好的,就成了一桌活色生香的肴馔。

  这种本能很安静,你甚至会无视它的存在。因为它就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物,写作本身也是极具私人化的,个人的感受往往第一时间从大脑流注笔端,天马行空的想象是创作的源泉,那些艰涩严谨都是科学家们的原则。

  因此,不同的人凭自身的感受或者想象创作出风格迥异,乃至光怪陆离的文章,才可能令文学这样事物流光溢彩、五花八门。

  因此,真正的创作不需要技巧,需要炫技的是表演,堆叠辞藻的是词典。

  而写作,只不过就是一种本能在作祟。

 

  评说

  我读到的黄慕秋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她的中篇小说《剪爱》。作品从小女孩那霎七岁前写起,直到高考结束,前后跨度十几年,似可归入成长小说一类,与她别的作品中的人物相比,那霎这个形象的成分更复杂,脉络也更具纵深感。这个不知其父母、跟着外婆生活的女孩,从小就“喜欢一个人躲在阁楼上”,“将所有的玩具都破坏了。用剪刀往玩具身上戳,把娃娃身上的衣服剪得破破烂烂”,“还把一个塑料娃娃的后脑勺狠狠剖开”;“她拒绝与别人玩”,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整个求学时期,除了一个名叫邓季季的女英语老师,她几乎和所有人都格格不入。

  这显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她自私、放任、恶作剧、仇视周围的人;当然她也受到过伤害,但采取的态度却是报复、玩弄手段,甚至以一种叛逆的姿态逃学、缺考,加入“飞车帮”。但是这个身上和心里都好像有一种邪恶东西的女孩,却因为女老师邓季季“能把丝绸穿出光华”,偶然一次视线的碰撞,“忽然就怔住了,像看到一米璀璨的阳光,而这米阳光,不是给大地的,是专属于她那霎一个人的”,“心底立时绽放出神秘的白色小花”。

  像那霎这样内心脆弱、渴望关爱,却故意表现得很嚣张的少女,在所谓“新新人类”的青少年群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很容易被认同,这也是黄慕秋作品能够拥有众多年轻读者的原因之一。就这部有着“邪恶”人物形象和美好浪漫情愫描写的小说而言,虽然那霎近乎残忍的扭曲心理的形成,和她与邓季季之间的情感定位,还缺乏令人信服的铺垫和细节,传递的信息多少有些迷乱、恍惚,甚至暧昧,较难梳理,但仍不失为一部值得剖析的人物形象小说,我以为这样的小说,就是一种好小说。

  作为类型文学,黄慕秋现在被定位是“温情派”,其作品带有相当明显的重复性和相似性,《十年》中的人物形象,乃至情节,就有中篇小说《剪爱》的鲜明印痕。重复是创作的大忌,但对类型文学来说,或许正是保持人气的要素。

  她是我迄今为止认识的最纯粹的一位80后作家。纯粹地写作为生,纯粹地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她所在的世界,不是谁都能够踏足。她是一位能够适应市场的作者,在市场的需求中找到自己的一隅角落,一呆十年。

  ——谢鲁渤(原《江南》杂志副主编)

  黄慕秋,笔名红花继木,1982年生于湖州。浙江省作协会员。在《花溪》《女友》等期刊上发表各类短篇小说70万余字,出版书籍《如果年华倒带十一季》《半壁青苔、半壁蔷薇》《请永远不要原谅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