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荷人才祁媛 :我那游民的天性
来源: 钱江晚报  | 时间: 2015年06月02日

  1986年生的祁媛,是个女生。201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杭州。画里偷闲也写字,小说散见《人民文学》《当代》《西湖》。

  文/祁媛

  我去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变成了无业游民,换言之就是屌丝,屌丝就屌丝吧,虽然日子过得不尽我意,有时也蛮难的,但“游民”二字对我的吸引力一直不衰。

  忘了是哪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的主题是“游牧”,游牧和游民也差不多是一回事。我当时想,欧美都已经后现代很久了,还“游牧”什么呢?转念想,觉得还是自己的不是,游牧的主题当然不是指驱牛赶羊地四处找绿草嫩草吃,而是指别的,比如说,“精神性”的游牧。

  我写的仅有的几篇小说,包括《奔丧》,都是第一人称。这点不稀罕,现代小说之前就有人用了,譬如欧洲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用的就是第一人称。这是一种“设置”,在这设置里面,作者必须直对自己,在持续的与自己的独白或“纠缠”中,发现自己当中的“自己”,换句话说就是许多的“我”。这个“我”有时是屌丝,有时是洗发女,有时是警察,有时是当官的,等等,歌德说“代人生活”,估计就是这个意思,在“代人”的体验中,不断获得新鲜感。

  我的专业是美术,因而就本能上说,我“看”的多,想的少,属于思想比较懒惰的一类,很多时候反应要比别人慢,但我的眼睛是敏感的,它会替我记下不少东西,对这些东西呢,尽管当时我不能立刻理解,但却一点也不妨碍我的眼睛把它们收入视网膜,存入记忆;日子久了,当我竟然聪明起来的时候,记忆里面的那些“不明之物”忽然对我探头探脑,吵吵嚷嚷,纷纷告诉我,我在这呢,我在这呢,于是我笔底下的东西便不由自主地多了起来,丰富了起来,我呢,真的满怀感恩之情。视觉的选择性,记忆的耐性,现在想来,它们都别有深意。

  如果说《奔丧》里的很多文字描写多半来自于我的视觉记忆,可是写着写着,你,我,他之间的界限就渐渐模糊了,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在写之前,我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能不能写好,听天由命,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语言好比夜行灯,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走夜路,照亮一段走一段,再照亮一段,再走一段。就像草原上的那些牧民,谁会知道他们明天要去哪里安家呢,他们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天地是大的。

 

  评说

  祁媛曾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我带过她的课。在画上,她天生不是学院派的那种学生,在学校里,在体制里,这类人常常吃亏,这虽是磨练,但许多好事就轮不到她了,诸如奖学金啊,得奖啊之类。

  几年过去了,我忽然收到祁媛的邮件,是她的小说《爷爷》,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读了,觉得挺好。她说写作是一时兴起,然后就有点停不下来了,好像在还愿,还谁的愿,一时也说不清,也无所谓,高兴就行。

  《奔丧》麻辣冷漠,《脉》温茂平实,如果用画画的铅笔比喻的话,《奔丧》是10B,12B画的“黑素描”,《脉》则像用H铅笔画的铅笔淡彩,两者都有力,但后者的力是藏在里面的,不露声色。《美丽的高楼》也好,有点怪味豆,不知原味是什么,也许就没有原味。走笔都蛮生动,常常有灵动感。记得好像是张爱玲说她写东西时要文章的“每一寸都是活的”,写《棋王》的阿城则唱反调,说文章不可能都是好句子,要有坏句子,笨句子,甚至是傻句子,然后才出现好句子,把文章生生“烫开”。《脉》行文的生动倒不是“烫开”那种,而是温暖的,弥漫性的,活泼,灵动,也很自然,几乎没有造作的痕迹,这点,在后来的《我准备不发疯》中,更为突出了。我不在乎文章的“意义”,“流派”,是否现代,是否后现代,我在意个人性,个人的语感,个人的知识结构,没有这些,也出不来什么好概念,或者即使概念再好,也是死的,它们不得不靠一个字一个字写活,否则一切白搭。从文章底色讲,《我准备不发疯》一点不比《奔丧》、《脉》和《美丽的高楼》明亮,相反,可能更冷寂灰暗,但因为文笔兴致好,有声有色,忽明忽暗,乍雨还晴,以致我忘掉了那个底色,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祁媛比较有效地尝试了某种意识流的技巧,就是那种“笔不到,意到”,“笔断意连”的行文能力。许多段落各有主旨,每个主旨彼此对立而并置,因而各自的意旨都被冲淡甚至取消了,由此呈现了某种浑沌感,一种意象上的清晰的模糊性,开始动人了。曹雪芹十岁家道败落,思想底色不可谓不虚无,但《红楼梦》写的兴致好极了,好到读者不相信作者的底色是虚无绝望的。是什么东西能干扰和对冲那个底色呢,我想就是那个文学美感(这点在《我准备不发疯》里,叶小雅的超然的绝色美貌恐怕就有那个象征性),是美感对冲了冷漠,对冲了死。

  祁媛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女孩,已在这几篇小说里面呈现了自己的不凡的感觉力和丰富性,这点对才写了一年多的新手,尤为难得,我对她怀有更多更大的期待。

  曹立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画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