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小说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来源: 开化县作协  | 时间: 2015年05月20日

      

      《国楮》这本书,我看得很慢,慢,是因为喜欢。在近年读的小说里面,《国楮》是一部很优秀的小说。事实上,在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我是很担心的,因为作者开篇第一句就是“乾隆三十年正月,乾隆帝四巡江南。” 我害怕小说会成为历史叙事,但一章读完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这份担心是多余的。作者对语言和叙事的操控力很好,这使得我在阅读过程中充满期待。

       我想知道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意图,仅从宣传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书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并且完成得非常出色。行文可以看出作者对地方制度、造纸工艺、地理、历史包括学术的探究,这是一个漫长的有难度的准备过程。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读到了现代以来优秀作家作品的影子: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还有中国古典小说《三言二拍》等。

       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题目就是《讲故事的人》,说到了他和聊斋志异和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承关系。在小说中如何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是中国小说的好传统,但是近30年来,这个传统已经被稀释了。所幸在孙红旗的小说中,我体验到了一种阅读快感,不是阅读通俗小说的快感,而是属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

       小说的结构很缜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够的地方,比如对于纸的描写,没有上升意象层面,还没有把纸足够的“文化化”,人物的描写和设置也存在着一定的单一性,比如里面女性的形象并不算新鲜,如里面那个我行我素的“女汉子”乃香,和《红高粱》中的九儿的形象类似。此外,在对地域性的强调和刻画上还可以更精细一些。就像鲁迅笔下的绍兴,郁达夫笔下的富阳,它们都是独一无二,并且独具特色的。

       小说中写造纸、藏书,都和纸有关,造纸是物质层面的,藏书是价值层面的。现在说的儒商是现代概念,以前说的儒商是分开的,一个制造商,是一个书生也是个藏书家。藏书和文化鼎盛非常有关系,一个商人之所以在商业行为中恪守中心礼义廉耻,克制自己对财富的欲望,和自己藏书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将之上升至道统角度来解释,那小说就就高一个层次了。

      王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