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荷人才钱利娜:我的恒河 不平坦的生命实践
来源: 钱江晚报  | 时间: 2015年04月27日

  文/钱利娜

       一首诗的诞生,是不是类似于一株植物的生长?开花的渊薮来自于土地的营养、一只偶遇的蜂蝶,还是一次刀伤、一个践踏者的鞋底?亦或是那张凑到花瓣前熟悉又陌生的脸?当你想摸摸他,确定他是人类,还是格里高尔时,他却消失于无迹。

  瞬时的空洞与对命运的忧伤击中了你,你渴望从你的个人经历中找出呼之欲出的东西。那时候,诗的手指,宛若时光的原谅和包容,又似一把手术刀,重新解析并解救了你,以及与你朝夕相处的现实。

  《胡不归》是我的第三部诗集。彼时,我正寻找着这样的诗歌——融合神示、简单、动情却不那么用力,使用最小的细节却能浓缩最大生命现实的诗歌。大地充满了神谕,但我的每一首诗,只能取一瓢饮,很少能到达自己的理想王国。

  在写作开始前,我总是在想,诗歌的言说方式是不是能超越观念的表达,让意象具有动人的呼吸;在完成它的精神性指向时,能不能找到更夺目深刻的细节;在被细节的冷静占领以后,情感的原始性置于何处?这些是我未动笔时开始考虑的问题。当我动笔时,问题就像宁波的雾霾一样在黄昏消逝了。

  剩下的只有记忆和心脏,而我不再考虑能不能写好的问题。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比如写作《后院》这首诗时,童年的一个剪影就像我面前的墨水瓶,让我陷入长久的凝视中。我望着童年,童年的深渊也回望着我。母亲给鸡喂泥鳅的场景和父辈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对于他者灵魂和伦理的初次审视。2011年的某个夜晚,这个细节,成为我的个人密码,要求我翻译出它的黑暗语义和光明碎片。一个十分日常的细节,比我在童年见过的屠夫杀猪、农夫自杀、未婚少女弃婴等场景来说都要细小微弱,但或许就是它的日常性,更能展示父辈的情感结构和无处不在显形的时代DNA。一代人对生命和婚恋的感伤,我愿意假借一个十岁少女的眼睛来叙述,让她与蓖麻树共同接过诗句赋予她们的命运,成为自然的代言。自然法则与“无须爱情,就强于生殖”的特殊时代人类丛林法则之间的隔阂与对峙,必须有一个活泼的现实去展示。给母鸡喂泥鳅,恰恰成为了生活底部安静的哭泣,泥鳅可以为爱情之外的一切事物代言。这首诗,看似言物,其实描述的还是人与命运的关系,是我与历史的和声。题目是“后院”,它不仅是个人历史的发生地,也具备它的隐喻功能,是与“广场”“前厅”对立共生的语境,是在宏大历史下被遮蔽的个人现实。

  我相信,一首好诗是这样的,一是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独创程度,一是文本揭示生命体验的深度和复杂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了。

  评说

  有一种暗自且意外的喜悦感。钱利娜的诗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在国内青年诗人中,相比她那并不太大的名气,作品要好得多。其意境深沉且能气定神闲,给人以多思、静谧而辽远之感,语言也显得精到和老练。

  最重要的是,她几乎超越了“性别写作”的藩篱——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女性写作”在当代中国诗歌的格局中十分丰富,但也有问题。比如过于极端的、概念化的“女权主义”写作,过于“女子气”的“撒娇”式写作,历来都多遭诟病;比较好的是倾向于“智性写作”的一脉,但智性写作强调的“去性别化”,有时也会导致作品的晦奥和干涩。钱利娜的诗既不撒娇,也不非常女权,不过分强调智性,相反,它们很好地平衡和综合在了一起。让人读了以后非常舒服,觉得架子没有那么大,写得很朴素和内在——像她自己说的那样,“细节”写得尤其纤细饱满,语言上又有自己的东西。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钱利娜:生于1979年的钱利娜著有诗集《离开》《我的丝竹是疼痛》《胡不归》,长篇非虚构作品《一个都不放弃》,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