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书痴
——访郑振铎上海之蛰居地
来源: 《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 2015年02月25日

  

 
 
 
 

      文/叶秋杰

  到达上海再寻到住处,已是凌晨。于是决定按捺住心情,稍事休息,待到天明再去寻访郑振铎在上海仅存的故居。

  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1月12日,最后一批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上海沦陷。只剩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暂免于日军的蹂虐,郑振铎便一直坚守战斗在这“孤岛”之中。为防备难以预料的意外,作为文艺界救亡协会和复社负责人之一的郑先生,被迫只身离家避难。大约是从1943年1月下旬起,他在湖南路一条僻静小巷的一所房屋里,高邮路5弄25号,秘密隐居。

  高邮路藏于湖南路和复兴两路当中,费去了一番周折才寻到。早闻这是有故事的一条路,相对于都市上海的一面,高邮路隐隐吐露的却是三十年代老上海的雍容安耽,走进它,离了繁华的市区和燥热的人群,心也不觉柔软了起来。偶尔能见到几个老者,或踽踽独行,或安坐路旁,原想上前探问些许这条弄堂里发生的聚散离合,抬步又惊觉会否唐突,若扰了老人的静思,实在不忍。

  一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怕是也见证了这高邮路上的潮起潮落,伸出枝叶将天空也切割得斑斑驳驳,几乎蔽天。十月的南方已有了几许秋意,地上散落了些飘落的枯叶,风吹来,它们就蜷着身子簌落落地往一方滚去,不小心踩上,脚下传来脆生生的撕裂音,不由就升起一阵的负罪感。于是小心抬脚,又不肯错过两旁那些小洋房勾起的对老上海的幻想,一心几用,慌不忙迭。

  高邮路上的弄堂不按常理排序,问了几个路人才好容易拐进了5弄,九曲十环后,25号的门牌终于跃入眼帘。大约是之前看过的某资料“精巧小洋房”式的描写太美好,也有一路来雅致洋楼的对比,眼前这幢灰灰的小楼说实话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楼前也并没有“一块绿茵茵散发着沉郁清香气息的庭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据记载,这在当时却是一幢挺不错的小洋楼,房屋的主人叫高真常,应该是妻子高君箴家的亲戚,郑振铎只借住了二层的两间小房间,一间作书房,一间为卧室。

  叫门无人答应,门只虚掩着,便厚着脸推了进去。底楼已经破旧不堪,甚有隐隐的霉味传来,一副年久失修的景象,但四处堆着的各类杂乱物品却透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顺着狭窄的木制楼梯走到二楼,郑振铎先生借居过的两间房间都房门紧闭,因租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在,实在不能再造次进去一探究竟了。

  郑振铎曾在《蛰居散记》中描述过这里的环境,文中写道:“在友人帮助下。搬至居尔典路(今湖南路)的一条小巷内……正对着一家巨厦(当时为周佛海的豪宅)的后门……四面的墙特别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通了电……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入睡。”原是看中了这地方的冷僻和安静,却不想阴差阳错与大汉奸比邻而居,可说是潜居在虎穴之旁,自然警察、特务过来“调查”暗访肯定是不可避免,即是现在,我们也可对当时郑先生的心境作一二揣测,他自己也曾引用唐人张籍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共知路旁多虎窟,未出深林不敢歇。”

  “孤岛”成了群鬼跳梁的场所,特务和汉奸的活动越发地猖獗,他们首先将刀刃比向了新闻界、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制造了一桩桩骇人的血案,著名学者郑先生也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国民党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是当时上海人尽皆知的叛国投敌的恶棍组织,他们知道郑尚未离开上海,便一直想“引渡”他为日本人服务,主持某方面的文化工作,甚至还派“朋友”送来一张数额十分可观的支票妄图利诱,哪知他当场撕碎支票,气得怒发冲冠,骂退来人,脑得好几天念叨着“士可杀,不可辱!”敌人见其如此“顽固”难以拉拢,便决心对郑先生下毒手! “七十六号”巧立名目几次想要对他实施绑架,大约是1938年早春和1941年1月份,一次是作为复社的嫌疑分子,一次又因是“文救”方面的人而被列入“黑名单”。就是面对这样恶浪横流的局势,怀着一腔正气的郑先生没有听从朋友之劝随大流撤往内地,毅然留在了上海,默默做了大量的、有些已经湮没历史的工作。

  困居“孤岛”的郑振铎曾为自己写过一幅字作为座右铭:狂掳文献耗中年!后来先生自白:“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而将这龚自珍的豪词视作郑振铎现实际遇的写照又何其恰当呢?

  当时东南数省相继沦陷,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路边残书不折价而售。北方书商为利所驱,纷纷南下低价收书,再一包包邮递回去,其中有许多失徳书商为获个好价钱,甚至将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卖给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在报上扬言:“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虽狂妄,却是国人必得承认的心痛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书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显然是为了对我国进行进一步侵略战争所服务的;就长远而论,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

  这些消息让郑振铎“忧心如捣”,这样下去,将来要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等,“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他岂忍眼见诸多国宝流失而无动于衷?于是他开始着意搜购书籍,几乎拜托了上海所有的旧书商人:凡有好书,一定先告诉他,千万不可卖与外国人和汉奸!

  就在1938年5月的一个晚上,中国书店的陈乃乾打来电话告诉他,一个苏州书贾发现了三十几册元明杂剧,其中有刻本、有钞本,而且那钞本多半有清常道人赵琦美的题跋。郑振铎想起自己从欧洲游学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29年,曾经偶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过常熟藏书家丁祖荫的《黄荛圃题跋续记》,说曾借阅过《古今杂剧》一书。如此重大的发现,激动得难以抑制的他急忙奔赴江苏,但却寻找未果。现在陈乃乾说的书正是从丁家散出,他断定这便是自己寻访多年的宝贝,急忙郑重拜托陈乃乾定要代他设法买下,并叮嘱他注意应有六十四册,还有三十来册出现。

  一夜辗转后,第二天他急急忙忙奔向了青阁旧书店。老板杨寿祺跟他说,确实有三十二册在书商唐庚虞那里,大概一千元就可以购得了,剩下的三十二册则在古董商孙伯渊处,要价一千五至两千。欣喜如他,三千九三千!立马就一口答应下来,跟杨寿祺说好明天先拿钱来将唐的半部买下,之后再想法子买下孙的半部。郑先生按时把凑齐的书钱交与杨,约定了隔天就去取唐的半部书。谁知当他如约赶到青阁时,却惊闻唐的半部书已被孙以九百元之价买了去,而现在书已合成全璧,孙不打算再出让了。杨寿祺尴尬着脸,将一千元退还给了他。

  眼看着要与企望了十多年的书失之交臂,郑振铎的心里一阵阵的失望、一阵阵的寒凉,他在担心,这国宝级的孤本若是落到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手里,会否同样难逃流失海外的命运呢?愈想心愈难安,他又起身去找陈乃乾和杨寿祺,托他们去找孙伯渊商议,可否出让,他一定设法筹款,最后又郑重请求千万不要卖给外国人和汉奸!没几天便来了回音,没想到孙狮子大张口,居然要价一万元,番上了几倍!面对这天价,郑振铎凭一己之力实难为之,但这绝世孤本,实难放弃。于是他发出两封电报,一致香港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一致在汉口的教育部干事、戏曲专家卢冀野。第二天北图就回了电,难以支付如此巨款,只得“望洋兴叹”。再隔天,狂热爱好元剧的卢冀野回电说,教育部有意买下,只是部长陈立夫要求让他再去议价。接到电报的郑振铎,立即兴冲冲地去找了陈、杨二人,经过三天的讨价还价,孙伯渊终于同意以九千元出让,但是要在十几天之内付清不可。郑振铎又向同事借来一千元,作为定金押着,但是由于战事,教育部的钱迟迟未寄到,眼看日期将近,心急如焚的郑振铎只能向同事程瑞霖借款。终于,在“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之后,他在这乱世中保全了一部隐晦了近三百年的宏伟名著《古今杂剧》,包含了64册共242种杂剧,让中国文学史平添了从来未见到过的元明名剧。

  这一段抢救国宝的艰难经历,在研究郑振铎的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叙述,但从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曲折中又有了更出乎人之意料的复杂情节。

  60年代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林从录》中有一篇《海上书林忆余》,这位潘姓的苏州学者是郑振铎友人潘博山之弟,在这篇题跋中无意中道出了其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情节:原来这《古今杂剧》是为丁祖荫手录,秘密藏了三十余年,绝不示人,因此才在郑第一次访书时哄他“只借阅一日,便匆匆归还”。后丁家藏书遭兵祸,散出后由唐庚虞所得半部,唐在郑振铎二次求书之一年前便以二百元卖与了潘博山。同时,“集宝斋主孙君伯渊,与来青阁主杨君寿祺,亦访得是书之上半部。”而且“先兄屡谋剑合二君居奇不肯让,如是者年余。”就是说潘与杨、孙双方私下讨价还价已有年余之久,直到郑先生闻讯而至,打听该书。想是怕郑直接去找潘博山,杨寿祺就推说半部在苏州唐庚虞处,而实为得主的“友人”潘博山在整个售书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幕后,这帮了大忙的“中间人”杨寿祺也实为另半部得主之一。这些,郑振铎毫无所知。大约他们就是看准了他是个“书痴”,才大加利用其爱国爱书之痴情,开出这二十多倍的天价!1943年潘博山逝世,我们这敦实的主顾还冒着风险前去吊丧,在与友人的信中还赞扬杨寿祺“人极诚笃,我与之交易二十余年,向来不大讨虚价。”可爱至此,我们也可体谅,郑先生对抢救民族文献之不遗余力,对于其他已无暇顾及,并且一直以宽厚著称的郑先生也绝无心去揣测朋友之不端。

  到1939年,市面上出现的珍籍越来越多,某家的书又要散出的消息不断传出,可是钱都被拿来买书了,家里已几近断粮,逼得贤良的妻子数次因困窘的经济跟他闹矛盾,还有各处传来的针对他的“闲话”,郑振铎忧心如焚,然而又苦于没有力挽狂澜之力。面对着浩瀚的散佚文献,郑振铎别无他法,找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菊生、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伯丞、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等文化名士,一起商量抢救对策。最终决定,在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张菊生等人联名,给在重庆的政府当局、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信、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文献。翌年的1月5日,五人又联名致电重庆政府,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况,以及文献散失后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拨款抢救。

  终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说服了中央图书馆,并委派馆长蒋复璁秘密来沪与郑振铎等人相商抢救文献事宜。19日,文献保存同志会宣告成立,由郑振铎执笔制订了办事细则。自今之后,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郑振铎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将心力全部投放到了抢救文献的工作中,有了这超过自己千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地收书了,再也不听任珍籍孤本流散他去。他也在日记中感慨:“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

  郑振铎便在为国家挑选珍本,与书商的讨价还价中发挥着他那作为“一书生”的炽热爱国心,工作繁忙、条件艰苦,他却也不减激情,自得其乐。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也即日沉没。局势日趋紧张,收书的经费来源被断绝,郑振铎等人秘密抢救文献的活动也不得不停止。当时的郑振铎很是担心,“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所以不得不为这些古籍“作迁地之计”,将这些心头爱托友人辗转运送至香港、重庆等地,但其中仍有一些未能保留下来。据后来统计,郑振铎为首的“同志会”收购的大量文化典籍中,有善本四千多种,相当于北平图书馆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藏本总数,现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部都是当年“同志会”所抢救收购的文献。这些都是后话了。

  且说“孤岛”沦陷,日军进占上海后,敌伪几乎无孔不入,为了书和个人的人身安全,在转移完书籍后,郑振铎在12月16日被迫离家出走。他再后来的回忆中谈到,当时的他没有任何确定的计划,没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家里的款子因前些天搬书已花去了大半,“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心里惨惶,“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幸而同事耀翔夫妻不畏风险坚留他住下,但郑振铎怕牵连到他们,住了一宿后,便辞谢了。他找到爱国政治家、学者张国淦老先生,商量食宿之事,哪知张老先生一口答应了下来,介绍他借居在汶林路(今宛平路)邓芷灵夫妇的家里。到1943年1月左右,他才从邓氏夫妇那里搬出,迁到了居尔典路一条僻静小巷内继续隐居,也便是我们此次拜访的“郑振铎寓所”。

  门口的牌匾把这小楼标上“郑振铎寓所”,当是不十分恰当的,郑先生在这里是改名易姓蛰伏密居,而非常住享福,所以窃以为“蛰居地”或更为贴合,时间也应为1943年~1945年。牌匾上还将《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公理日报》并列放置,给一个文学社团加上书名号已是不妥,再将其和报刊放一起由郑振铎等人“创办”,读来也很是怪异。另《小说月报》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刊出版的,郑振铎是从沈雁冰处接棒成为该报主编,说“创办”实在是混淆史实。这块牌匾上的介绍词看得我云里雾里,回去查资料确证,原来陈福康先生早就写过一篇《令人摇头的“郑振铎寓所”介绍》,文中对牌匾中的错误已指正的十分详细。除了以上的一眼看出的,还有说郑先生曾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主席”,无凭无据。又说郑先生“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而实际是先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当时的文物局还未叫“国家文物局”等等。这些简直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错误,稍加考证就可避免的,我纳闷,当地文化部门既然花了心思来立这个牌匾,为何不肯再多仔细一点点呢?

  再者,这栋破旧的小楼是尚存的郑先生在上海居住过的唯一住所了!跟郑先生的出生地温州“盐公堂”类似,因为市政动迁,他在上海居住过的其他房屋已被先后拆除,代之而起的是幢幢高楼。这些“历史的房子”保护着他经历了硝烟的洗礼,却落得被现代文明的手刃的下场,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