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以非虚构的方式建构浙江人形象
来源:  | 时间: 2014年10月17日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陈改玲

  作为一个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先后出版过9部报告文学,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徐迟文学奖和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文学奖等殊荣。他新近推出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高地》,是他作为新浙江人,积八年采访而完成的一部大书;也是他重构自我,发现浙江,对浙江人群体形象的一次建构。如果说在《高官的良心》、《天使在作战》中,朱晓军是以批判的尖锐性取胜,通过揭露医学上的虚假治疗和足球界的假哨现象,而批判生活中美好品德的丧失的话,《高地》则更多赞美了主人公身上的美好品格,通过讴歌浙江人的“真诚”“孝顺”和“善良”来传布“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等核心价值观。

  一

  近年来,我们不断在媒体上看到老人摔到讹诈扶助路人的报道,以致于人们为了自保,即便是看到老人摔到也无人敢扶的不良现象。基于这种不良现象的广泛存在,《高地》中诚信“穷老爹”用尽一切方法还清儿子生前所欠巨款的故事就格外感人。在一场海难中,“穷老爹”家船舶失事,四个儿子三个遇难,自然也就无力偿还买船欠下的几十万债务。其实,对这笔巨债,穷老爹若不还,债主也拿他没有办法,但令人惊讶的是,穷老爹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勇毅地背起这个沉重的包袱来。穷老爹不仅把卖破船的费用还给了债主,还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省吃俭用到了极点,并且和老伴一起起早贪黑地编渔网、捡废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债成了其生存的目的和意义,终于,这位自尊自爱的诚信老人一点点还清了债务。

  《高地》中另一个普通人还钱报恩的故事,也同样感人肺腑。59年前,王森章的母亲患了重病,32位工友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来帮他母亲治病,母亲病好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并以其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对于母亲工友们的这份大恩,王森章一直铭记在心,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报众恩人。但是,世事弄人,起初他没有还钱能力,后来又找不到捐款单。因此,当他很偶然地找到了这张捐款单后,就立即开始还钱。他们全家借用媒体等一切力量,不遗余力地寻找32位捐款工友,有的工友不在了就找其后人,还根据现在物价与当年物价的涨幅,用捐款数额1000倍的钱和一封炙热的感谢信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他们的诚挚的感恩行为使健在的捐助者及其后人都极为感动。当年有两位捐款者是母女,妈妈已经离世,女儿惊讶而诚恳地说:“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和我妈妈的钱就不要了,请你帮助捐给需要帮助的人吧。”在此我们看到了爱心、善意和恩情,人类一切美好的品格和德行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正如朱晓军所言,王森章“寻找的不仅仅是这32位好心人,还帮我们找回了感恩之心。这些年来,有些人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说良心,比如说感恩之心,比如说纯朴……纯朴是崇高的另一座山峰,是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啊,可是如今,我们有些人的思想意识已像污染的河流,流淌着污水,散发着臭气。”如果说“人死债不灭”的穷老爹让我们看到老人作为诚信的载体,替长辈偿还59年前“善款”的王森章则作为感恩的载体,他们的诚信与感恩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美德在民间的深厚根基和绵延。

  二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如何赡养老人成为全国关注的话题。现实生活中太多漠视老人、儿女不孝的例子了,为了改变此不良风气,国家把儿女回家看望父母写进了法律。但是,《高地》却让我们体味到醇厚“孝心”散发出的贴心温暖,那些奉行孝道的浙江人,无论是对待自己的血亲老人,还是对待陌生的流浪汉,都能使老者获得生存的尊严。那位数年来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妈妈到学校上班的儿子,那位捡了个流浪汉做“老爸”的普通打工仔,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强差人意。尤其是后者,维持自身生计都是一个问题,却还要认一个流浪汉为“爸爸”,并拖着病体,为被误销了户口的“爸爸”找“身份”,同时,这个“爸爸”也真心地体谅这个“儿子”,两人之间流淌着浓郁的父子情。在《高地》中,对于这种非血亲的“亲情”、关爱和救助,作者都予以浓墨重笔的书写。在他看来,与亲人间的相互关爱相比,这种非血缘的“亲情”、关爱和救助更能体现一个地方的道德文明水平。

  古人云“百孝善为先”。诚信之源也为善,只有履行契约精神,才会看淡物质利益。朱晓军在《高地》中讴歌得最多的品格就是“善良”。那些“乐善好施”,帮助别人,救人于危难者,其善良所及超越了阶层、国界乃至于生死。他们是与残障青年结伴读大学的“阳”“光”组合,是为外国孩子凯丽捐骨髓的汪琳,是为邻居家孩子捐出48%肝脏的林萍,是花费了102万巨款抢救农民工的老板叶胜康和无数次在海难中救人的郭文标,以及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带着同村人的尸体,“一起穿越千重浪回家”的渔民兄弟。

  在这些人群中,我要特别提及的是老板叶胜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有很多老板连农民工工钱都克扣,甚至出现过农民工以自杀来讨要工钱的悲剧。但是,叶胜康却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一个违规操作而受伤的工人。工人违规操作而受伤,公司本来并没有责任;退一步讲,即便是工伤死亡,公司按规定也只需要赔偿3万元抚恤金。但是,叶胜康却主动拿出6万元为他动手术,并亲自在手术单上签字,一次手术不能达到彻底治疗的目的,就在再做一次,一家医院无法治疗了就在转一家医院,本地医院治疗不了就转到外地医院。而且,为了激发病人治病的信心,叶老板不仅把工人的家属接来,还给工人设奖,让同事给他送花。沧天不负有心人!经过种种努力,工人的生命终于被救回,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了。为此,叶老板整整花费了102万元的巨款。我们不禁要问,叶老板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从作品中得知,叶老板也出身贫寒,也打过工,他知道打工仔的艰辛和不易,也深知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实际上,叶老板是通过救助一个农民工而救助了一个家庭,以及人们对企业老板的信心。可以说,叶胜康以其实际行动建构了浙江企业家的形象,而成为富而能仁的浙江人代表。

  需要指出的《高地》中,几乎所有行善者都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行善值得吗?对此,朱晓军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为了另一个生命,值得!”如果说叶胜康花巨款救民工,郭文标在海难中救人都属于个体行为的话,那么善良之花不仅开放在几个人身上,同时还在众多市民群体中结果。其中,秉持“进了这座城,你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嘉兴绝大数市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嘉兴曾发生过一件本地人歧视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让孩子给狗下跪的“小隽隽事件”。事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小隽隽因为害怕向他靠近的苏格兰牧羊犬,才挥动着手里的竹条自我保护,反而被狗主人认为是他要打狗,而被索要“200元”赔款。小隽隽拿不出钱,狗主人就让他对狗下跪,但即便是他下跪了,丧心病狂的狗主人仍不解气,仍要继续追打他,结果孩子被吓出了后遗症。这本来是一件坏事,但是由于一大群嘉兴市民处于正义和善良而站出来主持公道,硬是把一件坏事变成了代表着“城市的良心”的好事情。这些人群中有街道司法所所长黄平、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事务所所长吕萌国和报社记者,还有一大群普通人,他们是附近的街坊邻居,退休的大伯大妈。

  不难看出,在朱晓军的视界里,嘉兴人集体救助“小隽隽”一事,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如何对待“农民工”这一弱势群力,而上升到我们如何对待“外来者”这一文明程度的高度,并指向一种开放平等的文化心态。在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背井离乡”,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因此,善待外来者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在《高地》中,不仅是绝大部分的浙江市民能够善待外来者,绝大多数的村民也都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善待外来者,且永远把急人所急放在首位。其中,“16位村民救助的生死12分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一辆汽车掉进了河里,16个村民不约而同地全力抢救,终于救出车上的人。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朱晓军还将其深邃的目光投向历史中去寻根,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这个叫做“前夏村”的村子,是一个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而“善良与狭义,在前夏村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厚的沃土”。村民中有翁、夏两大姓,两家的祠谱中都有叫人善良侠义的家训。《翁氏宗祠谱》中有“叫人正心术、端品行、择交游、慎处事”,“凡事之来,当以义为质。分所当为义也,不可推诿;分不当为非义也,不可争光。循分而行,斯无妄举。然又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恕也”的语句,《夏氏宗祠谱》有叫人明理知义的“敦孝悌、睦亲族、和乡里”的殷殷教诲,全村人互帮互助渡难关的传统一直流淌在村民的血液里。

  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朱晓军之所以要从传统文化以及民间寻找浙江人美德之来源,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浙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其传统价值观念较早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冲击,这必然不利于其持续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最美活动来引领群众。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浙江既是经济高地,还要成为“道德高地,文明高地”。“富贵富贵”,“富”了以后还要“贵”,经济高地意味着浙江人的“富有”,道德文明高地意味着浙江人的“高贵”,朱晓军正是以其“非虚构”的方式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浙江人来建构浙江这一道德文明“高地”的。其实,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要走向世界,又何尝不需要展现其“高贵”的形象呢!

  三

  毋庸讳言,《高地》属于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项目,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来自于“浙江骄傲”、“浙江最美”、或者“CCTV感动中国人物”,比如,2010年年度CCTV“感动中国”人物的孙炎明,2012年年度人物陈斌强,2012年“国际海上特别勇敢奖”获得者郭文标等。其中,朱晓军已经给有些人物“书传”了,比如陈培德(《高官的良心》)、孙炎明(《忠诚是天》)。因此,《高地》的创作必然要遇到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如何凸现其文学价值而不被“宣传价值”所囿,其二则是寻找一条明晰的线索来统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最美现象”。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以其个人化特点很好地完成了传布主流价值观念的目的。其个人化特点的彰显既包括他对“最美”人物的选取,也包括为塑造人物形象而对事件材料的剪裁,以及对叙述角度的选取。

  在《高地》中,朱晓军所选取的“最美”,并不全然是政府命定的“最美”,比如嘉兴“小隽隽事件”中的群体人物,浙江理工大学身残志坚的学生鲍轶松都不属于这类“最美”。除此之外,他也没有选取“最美司机”和“最美妈妈”。在他看来,这两人出于下意识救助他人的瞬间举动虽也体现了他们崇高的道德素养,但是,在救人事件发挥其新闻性后,报告文学对事件的使用更看重人物形象。毕竟,文学是“人学”。但这两个人物的生活都缺乏展现其性格魅力和心理层面挖掘的细节,即“可写性”不够,而在“非虚构”创作理念的统摄下,朱晓军摒弃了传统报告文学为塑造人物形象而遵循的“生活中可能有的”逻辑,拒绝任何虚拟和杜撰。而对可写性的强调,使朱晓军在故事讲述中,特别注重困境和矛盾中的人物。海难救助者郭文标、为邻居孩子捐肝的汪琳都曾被误解所包围。2010年12月,一艘渔船翻了,郭文标穿着潜水衣三天三夜在海底沉船上摸尸体,却因找不到船老大尸体而被情绪失控的家属打伤住进了医院。他义务救人反而被家属暴打,这一非理性行为激起了强烈的民愤,郭文标村里五六百村民迅即聚集在广场上要向另一个村子的打人者讨回公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镇领导给郭文标打来电话告诉他情况,他立马打电话给村民并劝阻了即将发生的冲斗。而冲破家庭阻力,为邻居家孩子捐助肝脏的林萍,遇到的却是另一种误解,有人说她捐肝为了出名;有人说她丈夫工厂经营不力,她卖肝是为了还债;更为荒唐的是,竟有人说她捐肝是由于邻居家的女儿是她的私生女。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没有把林萍写成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坚定不移,而是充分展现其内心冲突之激烈,她有许多次都想“放弃”捐助,她也有过“反悔”,也想“退却”和“逃跑”。但是,在她一次次思想情感剧烈对决和交锋中,有个想法却永远不变,那就是孩子太可怜了、应该救救孩子。也正是对孩子生命的珍爱,最终,她一诺千金的想法占了上风,她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完成了捐肝这一义举,实现了其最初的承诺。

  在塑造人物讲述故事时,朱晓军还特别凸显了其非虚构创意写作的“创意性”,在《高地》中则具体表现为作家以叙述者身份的有力介入,从而摒弃了传统报告文学中事件和人物的“自动”呈现。近年来,“非虚构创意写作”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在中国,则主要由《北京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可以说是时代的馈赠,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离奇古怪或复杂的现象并存,其奇特程度都超出人们的想象和虚构,似乎是忠实记述就足矣。但是,朱晓军在《高地》中不仅明确告诉读者他的采访者身份,谈到某个人物如何引起他的关注,他又是如何进行采访并把具体采访过程兜底端给读者。而且,朱晓军还在具体叙述中,不仅掌控叙事结构,还制造叙事效果。这既包括他对两个城市的对比,比如把“小隽隽事件”中嘉兴大多数市民的反应与S城仅为了寥寥几元电话费,而导致外来务工人员家破人亡的血案进行对比,两个城市对外来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态度,其文明程度和格调之高低就自然显现,作者的态度也极其分明。在讲述郭文标在海难中救人时,作者本人对大海中潮涨潮落的想象,既富有文学性又具有哲学的超越性。而在具体句式运用中,作者又以一连串的设问句式,一步步走入人物内心深处,而探究其表象之后更为深层的东西,在对人物行为内在动机的挖掘和分析中,使对人物形象得以立体呈现和升华。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在《高地》中,作者“新浙江人”这一身份的设置的独特。正是对“新浙江人”视角的采用,使这部书获得了“陌生化”的动人效果。全书按照作者采访顺序对8年间所采访的人物进行统一呈现,这一明晰的时间线索把众多最美人物串成一条最美的人物链。南迁浙江之前,朱晓军在黑龙江生活了四十多年,他创作过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报告文学,知青们那种把异乡当故乡的大无畏奉献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可以说,自始至终,朱晓军的创作都极为关注人物身上的正能量,因此,其饱蘸着作者情感的作品也特别能够打动读者。事实上,朱晓军采访和书写浙江人的过程,也是他融入浙江建构其浙江人身份的过程。正如《高地》所言,这本书记述的是“一个人的感动与骄傲”,透过文本,可感受到作加确确实实地为浙江出现的“最美现象”而骄傲,为浙江成为经济高地相伴而来的精神文明高地而自豪。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高地》是朱晓军作为“新浙江人”融入浙江和发现浙江的个人精神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