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作家的日与夜
来源: 钱江晚报  | 时间: 2014年09月15日

  王手篇

  江南的气候从来不是干脆利落的。任凭秋冬春夏,总带着些缠绵迟滞。这一日,落雨许久的温州,突然放晴。

  王手决定去自家的小店转转。

  4月,他的新书《温州小店生意经》刚刚摆上书店的书架。封面的水彩画,是藏在繁华都市中的悠闲街角,小咖啡店的露天茶座与穿着高跟鞋的都市女郎剪影,透着一股子小清新的味道。但只要翻上两页便能知晓,书中所言之物,并不是那么梦幻的东西。

  王手的这一家店,位于温州浙南鞋料市场。从鹿城路拐进来时,就能闻到空气里飘散着的化工用料的气味。鳞次栉比的小店,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块,从鞋料一街到鞋料八街。这里贩售的,是鞋子的组成部分——鞋革、胶水、化学片、制鞋机械、鞋底、鞋带……所有鞋类“元件”,都能在这里找到。但你却很难在这里买到一双成品鞋。

  与王手在2014年第3期《收获》上刊载的小说《斧头剁了自己的柄》中,主人公陈胜所开的小店一样,王手家的店,经营的正是胶水和化学片。他在自己的小说里这样形容它们:“这两样东西都是做鞋的必需品,一个是粘合用的,一个是做衬里用的……”

  鞋材店的名字叫“足够”,是他取的。还让相熟的朋友刻了一方印,作为小店的logo。与《温州小店生意经》里的鞋材店名字一模一样。

  王手的小说很“真”。真实到在你与他交谈交往之间,仿佛就能捕捉到小说中的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的原型。特别是他写的那些生意上的事。

  “我不是在‘编’生意,也不是为写作而去‘体验’生意,能写出这些,是因为我就是在做生意。”

  王手说,这是温州人的特色,不满足于做一件事,什么事都想试试。

  “我就是最典型的温州人。”

  东君

  在离温州不到50公里的乐清柳市的一幢5层小楼里,东君已经开始了他的写作。这是他一天中状态最好的时候,不是深夜。

  四年前,东君辞去了工作,开始做一名职业作家。这个决定,让他拥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温州作家群体中,他是个特例。

  但不久他便发现时间多未必是件好事。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都会因为这种充裕而模糊了界限。而这种模糊,会使人的时间感变得很薄弱。

  “时间太多就和钱太多一样,很容易就挥霍掉了。”他坐在书桌前,缓缓地说。

  东君说话很慢,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子怡然。他仿佛有着自己的时间轴,而与他相比,柳市这座因商闻名的“电器之都”,和窗外车水马龙的喧闹,仿佛是被世界按下了快进键。

  “写作时的心境应该像流水一样。水流太快太急会带进来很多杂质,但如果平缓、宽泛一些,就会比较从容。”在柳市的快进中,东君保有着独有的慢。

  此时,柳市里纵横阡陌的河道里,潺潺的水流,正从不同的方向汇入瓯江与乐清湾中。

  王手

  在市场的鞋材店,王手与看店的亲戚随意地聊了几句,便又钻回车里。汽车发动的瞬间,CD播放器也跟着启动。

  “……我是自由行走的花……”女声来自萨顶顶《自由行走的花》。“这张碟的器乐配得很好听。”王手这样说。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提示,接了起来。

  在这个满大街智能机的年代,这只摩托罗拉翻盖手机,有些泄露王手的年龄。

  1957年出生的王手,喜欢花T恤,牛仔裤和休闲鞋。甚至在今年之前,他的头发还染着金黄色。即使是以温州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出席的场合,王手也总是一身休闲打扮。于是,你总能在这些活动的纪念合影里,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一眼就认出王手。

  “我就是不想跟他们穿得一样,况且……”他顿了顿,“我知道自己适合穿什么。”他确是不适合衬衫西裤的。那样一身发达到能把棉质运动T恤撑得毫无空隙的肌肉,用衬衫包覆总让人觉得有撑破的危险。

  王手的办公室门口写着他的本名,“琪捷”两个字的偏旁便是他笔名的来历。

  最初接触写作时,他也曾用本名发表过作品,但在真正进入到小说创作之后,他开始使用“王手”这个笔名。他说,取名时就是想与过去的自己告别,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人。

  王手

  在办公室里处理完公务或者思考的时候,王手有两个打发时间的选择。

  用王手自己的话说便是:“温州人总是不甘寂寞的。”

  其一,写字。虽没学过书法,亦未临过碑帖,但王手却写得一手俊秀工整的小楷。他记不得太多诗词,却对宏大气魄的词句情有独钟,刘伯温的《舟泊中川》与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是他兴起时便会书写的句子。而座位背后悬挂着的一幅书法家林剑丹书写的《舟泊中川》。

  其二,健身。在他的办公室里,藏着那发达的肱二头肌的秘密——一对30公斤重的哑铃。他轻而易举地将哑铃举起,在57岁这个多数男人都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福的年纪,王手却能将体重维持在160斤。

  而事实上,他也曾是温州第一家文化宫健美室的健美教练。

  那时,他30多岁。

  大约是从去年开始,王手总是往殡仪馆跑。

  他找到了新的写作对象——那群在殡仪馆的“送行人”。

  并不是像日本电影《入殓师》里那般庄严而唯美的景象。这群“送行人”所要做的,远不止化妆那么简单。

  “你无法想象他们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去工作的。人们对他们抱持的是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们都是只能死一次的人,所以没有什么‘一回生二回熟’。接下来的规矩要怎么走,该怎么走,都需要这些‘送行人’充当顾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很重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被死者家属轻视,因为他们赚的是‘死人钱’。”

  在持续一年的写作过程中,王手写写停停,从这个沉默寡言的群体中挖掘人性的种种。

  “他们从来没去外面吃过饭,也从不提起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如今,5万字的小说,已经成文。

  哲贵

  温州商报的大楼里,哲贵刚刚吃完午饭。

  吃完饭,休息15分钟。然后,关上办公室的门。

  从十二点半到一点半,这午休的一小时,是哲贵珍贵的写作时间。在没有写作计划的时候,这一小时则用来练习书法。

  媒体人的工作节奏是忙碌而不规律的。

  作为一家报社的编委,哲贵每三周当中就要轮值一周的夜班。说是夜班,凌晨一点左右基本也能结束——如果没有台风的话。

  台风和梅雨一样,是温州这座城市绕不开的天气。它又和梅雨不同,给温州带来过许多难以弥合的伤痛。

  而对于这一切,温州人都泰然接受了。

  他们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态度。

  温州从来就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地方,旧时的“南蛮之地”亦是将温州圈在其中。《山海经·海内南经》有云:“瓯居海中”。只四字便算是交代了温州的地理。天高皇帝远,生活在这片“除了山,便是海”的土地上,人们以渔猎为生。那是完全看天吃饭的行当,人多了,便吃不饱,吃不饱,那就得往外走。

  “可能是从小看着海长大,温州人的性格很开阔。这种开阔,让温州人喜欢出去闯荡。从这里出去的人很多,成功的人也很多。”哲贵说。

  可以做老板,可以睡地板。这是很多人对温州人的印象。而在哲贵眼里:“温州人有意无意地,都会将自己当做‘化外之民’。”

  “王手是典型的温州人。”哲贵说着,突然打开了手边的折扇,摇了两下,又合进手里:“看过他的文字就会明白,他是能把生活写得非常严密的人。他着眼于生活最实在的地方。而这些事无巨细的描绘,正是他表达温州人生活的特点与质感的地方。”

  而同样是写温州商人,哲贵的视角与王手不同。也许是媒体人的职业自觉,即使是在小说创作中,哲贵也总想探寻一些现象背后的东西。

  哲贵的小说,往往喜欢以“某一天”的某种变化开头。

  某一天,“黄徒手决定把事情做个了结。”(《责任人》)某一天,“唐小河觉得董娜丽把他身体里的某种东西叫醒了。”(《雕塑》)某一天,“黄中梁大学毕业回到了信河街。”(《信河街》)

  哲贵摸了摸下巴,有些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我们所有的生活,不都是从‘某一天’的某种变化开始的么?”

  哲贵说,自己之前的作品,描绘的是一幅商人的群像。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早富起来的那一批人。从那“某一天”开始,他们飞快地富起来的人。他们变了,变成了有钱人,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也产生了变化,因为承担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所以也就是在“某一天”,他们的内心失衡了。

  “我们需要出路,需要找寻原来的自己。”

  而这样的找寻,正是哲贵从事写作的原因。于是,他在信河街上建造着自己的文字王国——它有着温州的底子,又是开放而外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