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君:坐电梯的梦
来源: 文艺报  | 时间: 2014年09月15日
      有段时间总是做坐电梯的梦。画家孔柏基在他的一幅画上题过一行关于梦的字,大意是梦里总在一条小街游荡,因为那是他童年成长的地方。这行白字写在暗褐斑斓的油彩上,令站在空旷的美术馆里的我鼻酸。梦和自己的灵魂永远是相关照的,那么,我这个一再重复的坐电梯的梦,又关乎何意呢?梦里,我站在一部电梯前,有时一个人,有时很多人——不管有多少人,最后置身电梯内部的总是只有我自己。电梯的材质不尽相同,有木质,也有金属,朴质的朴质,光亮的光亮,大小也很相异。有一个梦里,我几乎费尽力气才钻进去,勉强关上门,闷得喘不过气来,然后电梯启动了。它并不能带我到哪里,似乎我的思维只在于坐电梯这个特定的过程,我要去哪儿,而它正能够带我去哪儿。大部分时候,梦到了这里就更换场景,或干脆结束,当我睁开眼睛回到眼前,残留的电梯影像让我怅惘。我想去哪儿呢,又渴望它能够带我去哪儿呢?
  有的网页说,这是即将青云直上的吉兆,而有的网页则认为,这是对生活和工作无法掌控的焦虑。都有道理。慢慢的,我从这些程序大致相同的梦境中捕捉到一点规律,比如电梯并不令人恐惧地卡在不上不下的位置,它甚至也极少向上,总是在向下。这是一个缓慢地向下降落的过程,虽然我很难破解这降落的基点在哪儿。
  慢慢的,我从这个向下的过程,想到了我现在的职业——写小说。2009年春起,我不再是个会计了,离开了工作很多年的办公室以及眺望了很多年的鱼池和枫树。这个地方和我生命的关联让我在离去之前大哭一场,放弃了和会计有关的一切,职称、资格证,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个时候距离我写第一个小说已经过去7年。7年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不算长,除去一写就直达峰顶的人,更常听见的是谁写了20年,谁又写了30年。写作功力与写作时间一定成正比吗?但耳闻目睹下来——睹的是大师自述的经验,卡佛拔掉电话线,挂上“谢绝探访”的牌子,在他的书房一待就是好几天,坐着写10个、甚至是15个小时,他还喜欢重写和修改,有的小说改了20稿还是30稿,有的诗改四五十稿,有谁认为这是舒服的享受,而不是苦功夫?当然,卡佛乐在其中,写出初稿,然后加加减减,拿掉这个,加上那个,是他喜欢的事。写作就是这么个事。
  2009年春以后,我开始全心全意写小说了,一个从来不列计划的人,认真地列了计划,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不仅是那些灵感降临的时刻,即使写不出什么,也坐在那儿,试着像卡佛那样加加减减,拿掉这个,加上那个。时间的充足,使得我每看到一本好书都会欣喜若狂。有一些书,从第一行开始一口气读下去;另外一些书,只是看了个开头,就放到了一边,通常是看不下去,气场不和;也有极少的几次,是好得不忍一下子读完,慢一点,要慢一点。然而那些计划大多在时间逝去后也一并逝去了。我的小说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越写越好。理想中的小说仍然在很远的地方召唤着我,等待着我,因为它的坚持在场,让我向前走的每一步虽然茫然,却并没有失却目标。我困难地朝着它走去。在另一个看不见的维度里,我在向它接近,这几乎是肯定的。也因此,我可以泰然地面对一个写坏的、毫无用处的小说,认为这只是通往下一个小说的必然。
  偶尔一记的日记中没有一行字说明坐电梯的梦始于这段写不好小说的日子,是心情的下降和坠落。一年过去了,我固定了散步的时间,把这个时间定在写作之前,地点是郊外河边,我在那儿日复一日走着,目睹不同的变化。一场大雨后,地上苍蝇群飞,证明无数低等的生存在浅草中的昆虫死于其中。一只蜜蜂贴地朝天盘旋,我试图把它翻过身来而不能,恍然明白它要死了。自然中有着最朴素的真理,就看如何寻找。就像生活本身存在着最好的小说,也一样需要寻找。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我蓦然发现没有超越的眼光,永远只能看到一堆庸碌热闹的表象,看不到生活的本质和真相。那么先让自己具备超越的眼光吧。超越和深入,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极,只有更深地走入一个,才能抵达更深的另一个。梦里,我依然站在一部电梯前,仿佛它就是我的内心,我需要被它带入一个深入的世界,顺着生活的缝隙和层层交错勾结的肌理渗透而入。写小说,是否就是一个让内心降落的过程?同时相信天庭的高处,在人世的悲欣之上,善和美好广然而存。
   (吴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