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芬:难即菩提
来源: 浙江作家网  | 时间: 2014年09月15日
       关于女人写作之难,前辈们也是说了又说,实在是不必多说。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和《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说的都是经典之言,写《逃离》的门罗更是在一次访谈中体恤地说到女人的写作之难中最难的是家人都需要主妇的“陪伴”。是啊,多精准的一个词:陪伴。一个男作家可以把自己关进书房六亲不认,一个家庭中的女作家,如果她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她的书房门隔一会儿就会被敲响——除非,家里有长辈替她张罗,但那也是不能完全代替她的,尤其在“陪伴”上。多丽丝·莱辛在第一次婚姻中抛夫弃子,离开两个3岁还不到的孩子,她在自传中还是无怨无悔:“我很自豪我有胆量那么做。”能舍下孩子,大概,也能舍下更多别的东西,大舍大得,莱辛才成其为莱辛。一个女人,要成为一个“大作家”,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要舍弃许多的吧。而平凡如我,贪恋这人世间一些小小的安稳和妥帖,便只好在正常生活宽阔的平原上掘一条狭窄的写作之道,能掘多深,走多远,真个是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不独身为女人的“桎梏”,自身才气与悟性的有限,更是写作的障碍。小说写久了,会慢慢地练出一双小说之眼来。最可怕的,就是眼高了,手还是低的,对自己的写作,就构成障碍了——懵懂混沌,也许才是成长的好状态。但对作为读者的自己来说,有这样一双渐渐老到起来的眼睛,倒是幸事一桩。
  我不是那些不读当下小说却又对其不屑一顾的高人,我热爱这个写作现场,也总是能在其中发现让我欣喜的小说,找到让我喜爱的作家,我也不“同性相斥”,女作家的小说能让我有更多共鸣,因此也更觉贴心。
  这两年,我这个普通读者看出一个小问题来,笼统说说印象吧。我们一些男作家笔下的女人,仔细看去,真是蛮类型化的,要么温柔贤惠,要么轻佻风骚,要么下贱,要么高贵,女人的形象和情感,似乎都是“二手”的——这个,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是男人嘛。更觉得无奈的是,好些个女作家笔下的女人,也是照着男人的眼光去写的,那些婉转、那些暧昧、那些算计,也是在已有的程序里的,这样的女人,并不是生活中那些让男人实在搞不懂的活生生的女人,倒像舞台造型、塑料模特和充气娃娃。因为已有“模型”在前,写的人和读的人,都省心省力,更轻松好读吧,于是,我们都选省力的做了。还有文体意识,我总想着为小说去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形式,去表达我的“感觉”,但,我们的审美里是喜欢“浑然天成”的。自己呆想,初学者的“天成”和历经种种形式探索、写作多年之后反璞归真的“天成”,是很不一样的。也许,大家都惟恐自己去先锋化不够彻底吧?可是,只有先锋过的人才有资格去先锋的吧,如果我们一心以“天成”为借口,怕也是一种偷懒吧。
  一个女作家,要在男性话语体系当中,说出自己真正的“女人话”来,到底是难的。身体上阴阳分明,心理上却可以雌雄并存,一个好作家会体谅女人,也会体谅男人,但从男性出发和从女性出发的体谅,是不尽相同的。差异,总是在那里的。女人的话,要是随着男人的眼光说,男人就会首肯。那么,对那些完全被男性话语认同的小说,我们一众女人可能得有些警觉——我们放弃自己的表达了吗?甚至,我们放弃女人独有的感觉了吗?
  让我们比较切近地来说说近30年来的情况,女人折射其中世道的变化,如多切面的玻璃球折射光线一般,五彩缤纷。我们身在其中,体会何其深。据说,一个好作家的天赋当中,能感觉到“感觉”,是其中顶顶难的。我们常常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过来了。在小说里,新的故事天天在发生,而“新人物(就说新女人)”却不多见。现在的种种媒体传播着种种比故事更故事的现实事件,小说能高出这些精彩的现实事件一头的应是“人”而非“事”。如果我们能精妙又准确地写出已经变化了的女人,那么,我们也就写出了这个时代,也就在文字里保存下了这个时代。
  说别人容易,自己做起来更是难上加难。用女性的独特视角去观察、体味、想象与表达的宝贵在于如今的小说还是男性文本的天下。
  小说创作中最难的是真诚。面对自己造出来的人物,自己到底放了多少真心进去呢?女人总善于隐藏自己,隐藏到最后,自己也找不到自己了。我似乎也是那样。我所在的社会群体是小公务员,而我的写作,却鲜少涉及于此,只在《珠片》和《财神到》中有所表达。是不想跟“官场小说”的风,还是想隐藏自己?真是自己也拎不清的。一般官场小说里的女人,总是那么精于算计,其实,那只是女公务员里的少数。把官场和高校说得黑糊糊的,是时下的流行。可我总是相信,光明和阴暗必定同存,在中间的灰色地带,该是属于小说的天地吧。
  那坦诚地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总归足够“真诚”了吧。可惜,小说是虚构之物,一旦虚构起自己来,自己也就是他者了,面临的难度也是一模一样。比如,给你半小时时间,给你笔和纸,写一写你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敢打赌,多半你也写不出来。“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和“我”同类的,该是些什么样的女人?
  如果我能想明白这些“难”,那就好了。
 (杨怡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