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历史与命运的纠缠
来源:  | 时间: 2014年08月28日

  文/张艳梅

  新世纪文学中,以建国后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不少,大都集中在反右、饥荒和文革的讲述上,包括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余华《兄弟》,王安忆《启蒙时代》,贾平凹《古炉》,胡发云《迷冬》,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视角切入,显示出写作者讲述历史的勇气和能力。谢方儿长篇小说《1983年的成长》,沿着石坚定和李红英的成长主线,记录了1983年那次“严打”给两个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此后17年中,两个家庭相互怨恨,男女主人公历尽身心磨难,最终以石坚定和李红英相爱,缓释曾经的苦难和仇恨,为历史道路选择提供了超越性的方向。

  一、历史意识

  《1983年的成长》是一部有着独特历史视角和历史记忆的长篇小说。

  回顾中外小说创作,不乏以年代为小说标题的,包括雨果《九三年》,村上龙《69》,道洛什·久尔吉《1985》,奥威尔《1984》,王小波《2010》,刘震云《温故1942》,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王树增《1901》,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毕飞宇《1975年的春节》等等。这种命名本身,即建构了一个时间维度,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以辐射回溯的方式拉开历史帷幕,思考历史内在动因以及探究某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谢方儿《1983年的成长》同样如此,这不是一部历史小说,但的确是一部有着明确历史意识的小说。

  《1983年的成长》,以1983年“严打”为背景,“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83严打,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很多人家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严打的口号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期间,各地抓人无数,杀人无数,很多地方看守所人满为患,犯人游街如同看戏,追看枪毙犯人简直万人空巷。这一年是1980年代的创伤记忆。有些个人记忆选择性地主动遗忘,而公共记忆则毫不意外地遭到屏蔽,徐贲在《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中提到:“在一个不能消除荒诞的世界中,人在面对恶的时候,只有抵抗恶,战胜恶。恶虽败而不能绝迹,人虽胜而不能止步,人和恶的胜败总是存在于相对之中。只要我们仍然感觉自己生活在荒诞之中,只要我们仍然在真实绝迹的世界中继续追索真实,在理性被践踏的生活中继续坚持理性,在意义虚无的生活中继续探求意义,存在主义就仍然在描述我们的生存处境。”

  小说中还涉及了土改和文革等历史。虽然只是作为背景,并没有展开,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故事背后的历史因果逻辑,李敬海和常杏花的父辈,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地主,两个家庭在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和文革中备受打击,不仅财产被没收家道一落千丈,就此沦为社会最底层在菜场收垃圾,而且精神上始终处于被压迫状态,周围人们占了他们的房子,还要骂杏花是地主婆。而葬身河里的那些人,差不多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作者于这段历史只是轻轻带过,但却是小说情节推进的一条看不见的隐形链条,或者说隐秘的历史动因。一个民族如何面对历史,如何记忆历史,始终是严肃且复杂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里面有个悖论,一方面,承受现实压力的人们倾向于美化记忆,表达以古鉴今的曲折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历史苦难的集体记忆,弱化了个人与现实的尖锐冲突,记忆,有时候反而成为逃避现实的精神飞地。反对专制,才能容得下一个民族的理性,不会再上演非理性的民族浩劫。记忆,是还原历史和重建历史的基础,意识形态决定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而个体记忆往往隐含着大历史话语所不具有的真实性和丰富性。面对共和国史上的一次次运动,不是没有英雄式的反抗,但大多数人都是顺从了时代要求,成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中的一部分,或者鲁迅所言冷漠麻木的看客,在《1983年的成长》中,作者写到了严打期间的围观,“这座小城的居民有爱好看热闹的天性,以前集会呀游行呀批斗呀就是造反派之间的打斗呀,场场都是人山人海热热闹闹的。再以前甚至砍犯人的头,也有许多人来看热闹。”(《1983年的成长》,95页)这些看客莫名其妙的亢奋状态,这种精神上的病态,正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暗区。而石坚定和李红英,甚至李家和石家,都是受害者和被围观者,作为弱者的反抗,他们的武器十分有限,日常生活具有了演出性质,钱秀丽精神失常后,坐在时代阴影里那个镜头,本身就是一种控诉,是弱者以孤立无援的病态方式,折射时代更荒谬的病态。

  二、时代生活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代政治生活之外的日常生活呈现。

  作为文化批评中的常用概念,“日常生活”指文化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特殊问题领域: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行为常规、情感态度和观念层面的选择等,包括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价值立场等,一些日常生活研究者普遍认为,研究日常生活着重在“体验、观察、描述、分析和交流在实际处境中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情况。”法国文化研究理论家亨利·莱夫勃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不可能在哲学之外得到理解的哲学概念;它是在哲学意义上所指的一种非哲学概念,不然的话就无法理解它。这个概念既不属于,也不反映日常生活,而是指以哲学眼光来对日常生活作变形处理。”也就是说,作家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往往并不局限于生活表层的呈现,同样包含着对世界内部的发现和判断,而这种发现是属于个人的,并且也是最有价值的。

  《1983年的成长》几乎都是以日常生活场景排列叠加而成的,作者仿佛扛着摄像机,对着时代生活细心扫描。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一种叙事形态,往往具有并置性特征。这部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公共话语空间层面,反复播送严打通告的公安分局大广播,装满犯人游街的大卡车,一般人没有资格打电话的大队部,很难进出的糖厂门卫室,徐主任的居委会办公室,徐友根的乡镇企业局局长办公室,无论这些地方每一天在上演着什么样的故事,其中都少不了各种权力的汇集和变形。二是在个人生活空间层面,小说前半部以李家台门为主要叙事空间,通过几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和相互关系,把历史、时代与个人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无论是倾盆而落的暴雨,还是忽明忽暗的电灯,无论是屠谋命雪白诱人的肉馒头,还是刚刚出锅的热油条,香气缭绕的肉丝面,大时代的家破人亡,终究敌不过色香味俱全的欲望缠绕,所以小说中并没有以日常生活叙事对抗权力话语的意图,反而是以最本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呈现,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时代印象记,而流水一样的生活,究竟意义何在?对于小说中的年轻人来说,当然仍旧是期待一个更好的世界,只不过这种期待终究局限于现实层面,带有鲜艳的功利色彩。三是自然空间层面,小说中写到了绍兴的自然景观和地方风物。江南水乡的月色如洗氤氲湿汽,台门里的风过四壁喧哗寂静,都有着淡墨轻染的韵味。作者反复写那条小河,那座小桥,河里的冤魂,桥上的彷徨,仿佛站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人,一半的魂魄还留在旧时代里。

  小说还有一些让人过目难忘的细节。公判大会上,宣布石坚定被判刑之后,石志坤失魂落魄,钱秀丽大街狂奔,再后来,钱秀丽疯了,半夜里挨家挨户敲门,这个当代的祥林嫂,她的诉说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情,小说中那一段描写催人泪下,历史的残酷,政治的冷漠,人世的凉薄,活着的疼痛,都集中在钱秀丽夜色里那伤心欲绝孤独无助的手上,这一双叩响历史与时代之门的手,带给我们对于生活太多太多的冷峻反省。还有一个细节,是李敬海把粮证丢了,他气急败坏和粮站工作人员大吵一架。后来得知是徐主任的妹妹,内心更加纠结。这一幕完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真实写照,权力的阴影,饥饿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国人心头。小说从计划经济时代,写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17年间,中国社会形态几经转折,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阶层的分崩离析日益显著,可以说,1990年代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的巨大分化,是建国后各种问题的集中表现,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三、人物命运

  这部小说,也可以看成是石坚定和李红英的耻辱者手记。

  成长小说往往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成长的外在世界,从时间上延伸;一个是成长的内在世界,在空间上拓展。成长有一个寻找的精神向度,指向未来,同时有一个回溯的精神向度,指向过去。既是成长主体自我指认、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外在世界的重新建构。石坚定和李红英背负的罪名是历史和环境给定的,单纯凭借个人的力量,既无法对抗时代,也无法自证清白。从石坚定这一视角看,作为执政者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的反抗是反复越狱,学习技术,讨好管教,举报朋友,换取减刑,这里面没有多少正面价值,但是看得出他始终不甘心活得没有猪有价值。从李红英这一视角看,作为民间伦理道德观念的牺牲品,她能做的是哭泣,藏匿,改名,搬家,站在启蒙立场,这里面也没有多少正面价值,但是与后文的梅花相比,看得出李红英不甘心顺从环境之恶对抗世界之恶,她的善良是小说中最有价值和真正有力量的。两个人的成长,都像是一场逃亡,一个急于摆脱政治专制牢笼,一个渴望摆脱道德专制囚禁。最终,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两个背负沉重的历史与时代之罪的人重逢,然后,因为环境之恶的不断滋生和蔓延,一个选择留守,一个选择出走,留守的继续修理,出走的可能还会不断摔倒,这个世界也不过就是这两种状态吧,败坏与修补,寻找与守候,我们总会从大时代中找到个人的影子。

  石家和李家,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都无法反抗生活强加于他们的一切。他们先后搬出李家台门,而各种侮辱仍旧接踵而至。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导致两个人的悲剧,以至两个家庭的悲剧。当然,在个人命运的反思里,我们看到的是家国和时代的悲剧。石志坤到死也不肯宽恕,不同意李红英和儿子石坚定两个人恋爱结婚。而李家,因为儿子进了政府机关,重新有了政治上的优越感,非常担心李红旗仕途有任何污点;而小时候奋不顾身帮妹妹打架的李红旗,也站在了妹妹的对面,严厉指责妹妹的行为是不负责任不可理喻不可救药,常杏花则耐心劝说李红英:你哥哥出息了,我们全家日子都好过了。这里面隐含着历史循环论。曾经被打倒的阶级,曾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李敬海和常杏花,最渴望的是重新获得一个社会身份,洗脱历史和政治给他们的罪名,使之不仅成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而且还能够重新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复兴家族昔日的盛景。而小说中的徐主任,则是一个自我救赎式的人物。他对常杏花的感情非常复杂,其中掺杂着愧疚和忏悔意识。作为革命的代言人,当年的抄家批斗,在政治意图上,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在个人感情层面,则不免有所疑虑,其后对常杏花的接近、友好和帮助,安排工作,找房子改名,甚至临死前托弟弟照顾杏花一家人,可谓用心良苦。欲望与革命缠绕在一起,叙事上,则避重就轻,绕开了灵魂救赎和自我否定,专注于外在行为,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大时代的裂隙。

  四、道德反思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维度,是生活表象背后的伦理道德秩序。

  儒家伦理道德观大致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从孔子的“孝悌——为仁之本”,经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再到宋明道学家的“万物一体”之“仁”。不过,宋明道学一直到王阳明,都与现代性倡导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主体性确立相悖,盖因“存天理,去人欲”以及贞操观念的不断强化。建国以来,道德专制主义不断泛滥,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中更是达到了全社会禁欲的极端。83严打,因流氓罪被抓、被判刑、被枪毙的比比皆是,而对于流氓罪的认定,非常随意,很多案例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流氓罪的废除,并不意味着社会道德观念的彻底改变。道德专制主义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极端要求。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维度,具有国家号召、圣贤示范、民众追随的特征,舆论往往起到自觉监督和惩罚作用。所谓“众口一词,虽金石亦可熔化;多人毁谤,纵骨肉亦遭毁灭。”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这种道德专制和民间伦理自觉,也许都能导致某种道德秩序的稳定,但是并非以理性为基础。从伦理学角度看普通人日常生活,无疑是一个各种道德价值混杂、充满道德悖论的场域。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主导性,与民间意识形态的文化普遍性,既有合谋,也有转化。

  小说中,李红英承受的不幸,基本上来自于古老的贞操观念,被动的失贞也被认为是行为不端,至少当不得贞洁烈女。所以鲁迅和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时期,就大张旗鼓反对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毒害和禁锢,甚至不惜将礼教泛化。李红英面对的道德责难,颇具中国特色,石坚定被加诸于莫须有的流氓罪,则随着时间推移,不再成为道德责难的重心。这并非意味着社会进步,而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伦理道德体系的瓦解,带来了民间价值观念转变,绝对意义上的物质社会,道德纯洁几乎无路可走,二者之间的悖论,刚好体现了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价值两难。李红英因为失贞的罪名,遭受了无数的精神折磨,梅花就像她人生的噩梦,这个道德监督者,完全是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正是这样一些不自知的女性,同样在文化的怪圈里,既是恶的帮凶,同时也被生活之恶所吞噬。等到当下中国,道德感和罪感耻感普遍丧失,社会价值体系瓦解,就像一根平衡木,失去了基本支点,在最极端的两头摇摆。如果说政治是公共领域,要求驱逐私人性,爱不是标准,正义才是尺度;那么,伦理依旧是生活领域的内在要求,需要个体的自觉意识。

  文学是写作者的生命记录、思想轨迹和心灵回声,其中包含着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期待,感受和判断。在宏大历史中那些特定的微小时刻,在个人生命中那些偶然定格的细小片段,我们看到政治的荒谬和命运的荒诞,写作者坚持希望所在,借此反抗绝望,拯救人生中那些失败者,那些被伤害的心灵,打捞被消灭了的记忆。读《1983年的成长》,作者对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遭际,人性断裂的不懈追问,本身就意味着信仰和真诚。当然,小说在思考的深度,表现的力度,叙事的维度,人物性格的饱满度等方面,还有着不断提升的空间,这些,无论对于作者自身,还是期待着的读者,都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