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国文:文学观照下的现实荒诞与文化悖论
来源:  | 时间: 2014年08月28日

  文/涂国文

  作家谢方儿先生的长篇小说《1983年的成长》是一部取材于1983年中国“严打”这一社会事件的作品。小说以充满叙事魅力的文学文本,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法治生态和文化生态,进行了体察入微的观照和书写,爬梳历史脉络,还原历史现场,再现历史悲情,反思历史教训,将时代风云、人物命运和人性图景,放置于一种非常态的历史时期和社会事件中去显影,通过描写男女主人公及其家庭所发生的人生变故,在荒诞中展示小人物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生存困境,表现生活的玄奥、诡谲和严酷,揭示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的艰难和曲折,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悖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生动的呈现。

  “严打”是“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它在刑事犯罪猖獗、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特定时刻,对震慑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迅速扭转治安状况,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立竿见影的作用。然而,“严打”从本质上说是与现代法治精神严重背离的一种手段,极易导致司法不公,酿生冤假错案。《1983年的成长》叙述的就是1983年的“严打”运动催生的一桩冤假错案,以及这桩冤假错案给男女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所造成的永无休止的人生厄运和挥之不去的心理暗影。

  故事发生在宁静安谧的某江南小城,一个住着十多户人家的老台门——“李家台门”里,十九岁的石家大儿子石坚定到邻居李敬海家借脸盆接漏,没想到李家八岁的小女儿李红英正巧脱光了衣服自个儿在屋内洗澡。石坚定进门的叫喊声,惊得李红英急忙从浴盆里跳起来跑向房间。在奔跑中,李红英不慎摔倒,下体被小凳子磕得鲜血直流,石坚定见状,急忙将晕倒在地的李红英抱起。就在这时,李红英的父亲李敬海、母亲常杏花从外面拉煤回来了,看见石坚定正抱着自己光溜溜的小女儿,小女儿的下体鲜血淋漓……

  小说的情节就此拉开。李敬海、常杏花以强奸幼女罪向公安局报案。正值全国“严打”,石坚定以“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投入江西监狱服刑。母亲钱秀丽受此打击精神失常,父亲石志坤承受精神和生活的两重巨压过早衰老。因为不屈服,石坚定两度伺机越狱,均以失败告终,结果加刑五年,转投青海监狱。后因积极改造和举报同狱服刑的街坊屠阿狗有功,减刑至十一年。刑满后,石坚定回到小城,靠着在狱中学会的修车本领安身立命,并爱上了当年“坑害”了自己的李红英。

  这一“强奸案”的另一当事人李红英及其家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李敬海、常杏花为了泄愤,不分青红皂白的报案,把石坚定投进监狱的同时,亦将女儿投进了炼狱。年仅八岁的李红英,被人们视作一个“坏女孩”,不断遭到羞辱。李敬海不得不搬家、替女儿转学、给女儿改名为“常红燕”。然而,“被强奸”这一耻辱的印记就像不散的阴魂,不管李红英走到哪里,都牢牢地把她缠住。无论她怎样辩白,都被人们视作一个曾经失贞的女孩。她与同学周如其的美好初恋因此葬送,她与语文老师钱老师的炽热恋情因此化为灰烬。最终,她爱上了因她而蒙冤、人生彻底发生改变的石坚定,却因自己父母、大哥的坚决反对,以及不想让石坚定背弃在亡父面前立下的“坚决不娶李红英”的诺言,在献身于石坚定之后,悄然远走……

  小说呈现了冤假错案和荒诞的生活逻辑给社会造成的巨大悲情。石坚定的母亲钱秀丽在公审公判大会上,亲耳听到对儿子处于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宣判,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冤情,精神失常,疯了——

  “石志坤抱起钱秀丽哭了起来,钱秀丽推开他说,你是谁?你敢抱我?石志坤说,秀丽啊,我是石志坤,你老公呀。快,我们回家去吧。钱秀丽又推了石志坤一下说,流氓,走开!李敬海的心跳加快了,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做梦,他上前说,钱秀丽,他是你老公。钱秀丽看到李敬海眼睛亮了亮,突然拉住他的手说,你是老李呀,来来,我说给你听听,我家坚定,要坐十五年大牢了。十五年你知道吗?就是要坐半辈子的牢监。说完,钱秀丽泪如雨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台门里突然响起敲门声,清脆的敲门声在月光下跳来跳去。这是钱秀丽在很用心地敲门,她一家一家地敲过来,敲开了李家台门的左邻右舍。每敲开一家的门,她就挂着一脸的神秘说,你知道吗?我家坚定,要坐十五年大牢了!当然也有不愿意开门的,如果你不开门,钱秀丽就会很有耐心地敲下去,一直敲到你开门为止。从此以后,钱秀丽每天夜里都要敲左邻右舍的门,一遍又一遍地敲,敲开门她就挂着一脸的神秘说,你知道吗?我家坚定,要坐十五年牢了!……”

  小说更揭示了现实生活的荒诞与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悖论。“既然你没有被强奸过,为什么那个石坚定被判了十五年呢!”这个看似无可置辩的诘问,如藤缠树,如影随形,陪伴了李红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石坚定没有犯罪,却被投入监狱,而被投入监狱,却反过来被人拿来作为他曾经犯罪的有力证据;李红英没被强奸,但因为石坚定的被判刑,在人们心目中,她肯定曾被强奸。以石坚定的被判刑来证实他的犯罪,以石坚定的被判刑来证实李红英的被强奸,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生活逻辑吗?

  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常常以疯狂的形式,集中而强烈地喷发出来:“李敬海走出李家台门,发现中街的人少了很多,李家台门边上的糖糕店也关门了,那些坐着闲聊看街上风景的老太太老太公也都看不见了,留下一把把寂寞的竹椅子。”万人空巷,赶往城郊的大校场,为的是去观看公审公判大会审判人犯。即使“烈日毫不留情地把人群烤得像块臭烘烘的猪肉”,他们也“发疯般地又融入到这块臭肉中”,“左冲右突一往无前”。这种场景,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鲁迅笔下观看夏瑜被杀头的看客们,这是作者对国民性的现代拷问。看客从来都是人性黑暗中的浓重的一笔。“李敬海想,疯了,所有人都疯了,这个世界疯了。”小说中反讽笔法的运用,将现实的荒诞和人性的幽昧,推到了一种极致。

  只有对罪的惩罚,没有对人的尊重;只有对表象的轻信,没有对真相的查核;只有对谣言的盲从,没有对当事人的信任;只有对生活逻辑的狂欢,没有对他人痛苦的体察;只有对自圆其说的沉醉,没有对事理破绽的洞悉;只有集体无意识的伤害,没有自主意识的清醒;只有感性的愤怒,没有理性的自省;只有看客的亢奋,没有推己及人的悲悯——中国文化心理的结构性缺陷,孕育出一种被损害者越是想自证清白,便越是被舆论污名化;越是想还原生活真相,便越是离真相更远的文化悖论。如同陷入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无法突破,无法拔离。即令李红英死乞白赖死缠烂打,从石坚定父亲石志坤手里要来一张没被强奸的证明,在周如其和钱老师们看来,“这个证明能证明什么呢?”

  由此来看,小说《1983年的成长》,就不仅是一部写实小说,它同时具有了一定的寓言性质。“既然你没有被强奸过,为什么那个石坚定被判了十五年呢!”此类荒谬的互证逻辑和还原真相的蜀道之难,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文化属性之一。小说女主人公李红英遭遇的人生难题,与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人公李雪莲为了告诉人们事情的本来面貌,四处诉说“我不是潘金莲”却无人理睬的遭遇一样,荒诞命运的背后,指证的都是社会的一种不可相遇、不可沟通的信任缺失和人生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83年的成长》不仅是男女主人公青春的磨难记和成长史,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隐喻之一。李红英和石坚定其实并不是生活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那句“既然你没有被强奸过,为什么那个石坚定被判了十五年呢”所附的生活逻辑和文化悖论。

  《1983年的成长》,体现了作者巨大的人文关怀。关注小人物在现实泥沼中的苦难和挣扎,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大地上攒动的光点或暗影,通过破解人性的密码来寻找和传达时代的秘密,以从容的、细致的、游刃有余的文字来镜像历史和现实生活,一直是谢方儿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1983年的成长》这部作品所书写的李家台门里的石、李两家的人生悲剧,乃至小城包子铺主人“屠谋命”一家儿子判刑、妻子上吊的命运遭际,都是阴霾般的时代和暮霭般的社会中,小人物生命微尘的无力轻扬。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借助叙事的管道,为笔下的人物,输送着生命的暖意。

  《1983年的成长》是一部主题深刻的社会小说。它以男女主人公遭遇的“窦娥冤”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命运打击,从政治、法制、社会、人性等多个角度,反思了历史的教训,为正在前行中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法制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法制标本和文学文本。《1983年的成长》更是一部品质馥郁的文化小说。他不但用文学的镜头记录了中国“严打”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和个体命运,赋予小说以社会学价值;而且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寻了中国文化心理困境,赋予小说以文化学价值。同时,小说将故事的主演地放置于江南小城的台门内,其所描述的“台门文化”,为小说涂抹上了一层浓郁的文化色彩,从而又使小说获得了民俗学价值。

  在创作手法上,《1983年的成长》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极简主义的创作原则,抛弃了后现代主义迷宫般的叙述手法,追求简单叙事。整部小说素材简单——“严打”中的冤假错案;人物不多——男女主人公、家人以及几个相关联的人;线索简约——主线索只有石坚定和李红英两条;情节集中——主人公不断申诉,不断失败。但由于作者创作艺术的圆熟,整部作品却收到了一种主题深刻、意蕴丰富的艺术效果,具有很大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