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张闻天故居
来源: 《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 2014年01月16日

 

 

 

 

 

 

 

 文/童涵冰

“生命如流水,只有在它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张闻天

 又是一年春时节,当光阴与我们一同熬过了肃杀的寒冬,凭着记忆里关于江南春日的残迹,那因冻寒而紧蹙的眉头也稍可疏朗。江南的春,是柔的,是雪肤上隐约的粉红;江南的春,是浅的,是碧波没有心机的透明;江南的春,当然是温柔的,是每个江南人脸上和悦的神色。而每个江南人的心里都住着自己的江南,张闻天也不例外。多年后,在妻子刘英的记忆里,他始终是那个性格文静,从不急躁,说话从不讽刺、挖苦别人的,江南人。在江南的细雨柔风之中张闻天一如南国的气候一般温厚,但这与怯懦无关,在信仰的征程上很少有人比他走得更加义无反顾。

 1900年,张闻天出生在上海南汇施湾镇邓三村的张家老宅之中,那是一座典型的一正两厢式三合院瓦房,有正屋5间,两侧厢房各2间,西厢房外侧另有杂用房4间,共13间。为了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苍老的旧宅被翻修一新,父亲请来村子里相熟的亲朋好友一同分那碗“三朝面”,并请村里的秀才为孩子取名“应皋”——取《诗经·小雅·鹤鸣》一章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寄托了家族对于这个孩子的殷切期望,而“闻天”,是他的字。

 那是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民居,东与海为邻,南与杭州湾相连,黄浦江豪居西端,北面则朝向长江口。房屋坐北朝南,主要为砖木结构,五间正屋两边厢房各居一侧,西厢房外另有杂用房四间,张氏族人用来聚会议事之用的孝友堂建在正屋中央,右侧乃卧室,其间陈列着印花夏布蚊帐、开门厨、梳妆台等具有江南特色的家具。书桌上张闻天儿时使用的笔砚依旧安静地守候着。屋脊上刻有官吏的图案以示主人不凡的身份,天井稳坐于故居中心,前有门亭相掩,其名曰秀才亭,上悬匾额乃陈云同志手书;后有河沟围护,碧竹、苍树俱全。现在我们见到的砚台沟即是在大自然的造化下由这条河沟逐渐形成的。宁静的小河旁一只小船默默地等待着新的航程。河沟旁仍闲置着人力踏脚水车,入眼的景象皆充满了江南乡村的气息,在这片空地上留下了张闻天儿时烂漫的回忆,孩童追逐嬉戏的笑闹声仿佛犹在耳畔,南国温柔的土地为他封存了生命柔软静好的印迹。

 沧桑的屋宇见证了中国大地上时刻上演的兴衰成败,但它却依旧恬淡从容,岁月带走一个又一个的故人,而它却要在这片土地上忠诚地守护着那些动人的故事……

 1985年9月19日,张闻天故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9年初由市文管会进行全面修缮。2001年,它又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中国的历史高速推进的今天,我们需要这样一座老宅为我们珍存那些峥嵘的岁月。

 张家世代务农,父亲张芹梅的一生也浸泡在乡野的平淡与质朴之中,但他却没有忽视对孩子的教育,希望他们皆能学有所成,光宗耀祖。

 1906年的中国正处在巨变的前夜,不到6岁的张闻天被父亲送进了私塾,先生便是当年为他取名的秀才张柱唐。张闻天学习十分刻苦,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便已熟读《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使得张芹梅的期望又真切了一些。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家祠堂私塾顺应时代的要求正式更名为“养正小学”,课程内容也由四书五经变成了“西学”,那年,张闻天7岁。12岁,他进入高小,15岁开始了在职业学校的学业,17岁考入南海工程专门学校,13年呕心沥血的时光为张闻天日后的革命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更是一段慈父为期望播种耕耘的辛劳岁月。

 1925年,张闻天迎来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是年春,由于传播先进思想而遭军阀驱逐的张闻天终于决定投笔从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为革命事业奉献与斗争的岁月。同年,张闻天被派往苏联深造。碍于组织纪律,张闻天并没有告知父亲自己将要出国的消息,直到父亲来苏州为儿子送棉衣之时才得知他已出国。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张芹梅当时的心情不难想见,沉吟片刻之后,他失声痛哭,那眼泪是苦涩与辛酸,是对爱子的不舍,也有一些伤感,为那耕耘的时光默默哀悼。

 离别的不舍或许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但张芹梅在那寂苦守候的时光里想必也从未猜到这一次竟是永别。1958年,张闻天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家,距离那年一别已隔着33个春秋,4月12日,张芹梅的忌日,百感交集的张闻天面对父亲的遗像深深鞠了三个躬,那些哺育与培养的恩情,以及对于老人的责任永远都只能是张闻天生命中不可弥补的缺憾。

 长征是中共党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段,而于张闻天个人而言这段经历亦是意义非凡。长征途中,在毛泽东的竭力撮合下,张闻天与同有留苏经历的刘英结为连理,自此,两人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直到走向生命的尽头。1935年的遵义会议被认为是中共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由毛泽东出任政治局常委,在张闻天等人的努力下,“左”倾错误得以纠正,共产革命重现生机。同年,在日军侵略意图日渐昭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解决了党自遵义会议以来没能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再次显示了他在党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瓦窑堡会议的重要性远不止于共产党内部,而是关乎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那些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决议都是在子长县内下河滩田家院的窑洞里作出的,在那里,左起第二孔窑洞便是张闻天的居室。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既没有物质的犒赏,也缺乏精神上的慰藉,就连未来也或许如此渺茫,而支撑他一路如此坚定的只可能是一样东西——信仰。

 中国共产党与苦难的中华民族一同走过了动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共产主义的信徒凭借着对信仰的忠贞以及血液中流淌的历史使命,他们发散生命的热力给予这个古老的国度以崭新的面貌,张闻天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建国的喜悦只是暂时的,百废待新中的国家迫切地需要治疗多年战争留下的创痛,断壁残垣的国土并不能浇熄人们对未来的渴盼,在喜悦的余韵里,人们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一切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热烈但却安详,激越并且安谧,如此平静的时光,任谁都会暗自感激现世的静好,但太平的美好里却潜伏着危险的暗涌,它只是乍现,默默地酝酿着……

 为了接替病中的王稼祥,张闻天于1951年四月赴苏联出任驻苏联大使,异国的空气并无法舒朗他的情绪,他的心时时记挂着祖国的建设与未来,如果要说爱好,可能只有书能使他暂时忘却生活的困扰。据他的秘书何方回忆,闲暇时,张闻天常在何方的陪同下流连在莫斯科的各色书店里,他的涉猎范围之广令当时的何方为之惊叹,直到现在何方家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在莫斯科购买的图书,这些书里珍藏着往昔的回忆。

 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于2月1日正式担任外交副部长一职,专心工作与研究的张闻天并没有嗅到危险正在悄然逼近,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正“左”倾错误。起先会议气氛一派和谐,大家各抒己见,反省教训,规划未来,但与会人员明显分为“左”、“右”两派并且各不相让。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就当时的“左倾”错误写信给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大跃进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指出其实质即个人崇拜、缺乏民主。在7月23日的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信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的氛围骤变,庐山会议也由原来的“纠左”演变成“反右倾运动”,危险的信号时时在与会人员的脑海里闪过,张闻天当然也察觉了气氛的异常。

 张闻天的发言是在21日,尽管在会前便得到了田家英、胡乔木等知情同志的劝告,但张闻天依然坚定,他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灵魂里炽烈的正义感使张闻天无法沉默,即使是飞蛾扑火,却也不乏凄艳的悲壮,整整一个上午,张闻天对大跃进的弊端作出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从容而沉静,作为一名党员,他无愧于心。

 两天之后,灾祸如约而至。

 8月2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8月11日,张闻天等人被撤职,8月18日,张闻天下山,神色颓丧,脊背佝偻——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灾难就像是开闸的洪流,接踵而至。“里通外国”的罪名令一向十分坚强的张闻天也难以承受,从未见丈夫流泪的刘英第一次看见他痛苦的泪水,而她自己也被扣上不揭发“里通外国”的“严重右倾”的罪名,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且开除党籍,他们的儿子张虹生也被冠以“右倾”的罪名,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参加劳动。

 张闻天在死寂之中无奈地接受长期考察,但这种孤独很快就被“文革”的狂潮冲散,无休止的迫害压在张闻天病弱的肩膀上,很难想象儒雅文弱的他如何能承受这样的打击。挤公交车去接受批斗,在烈日下长时间站立,被人们揪斗,他常常狼狈地回到家里,却不曾向家人透露丝毫的苦涩,何况肉体的痛楚还在其次,精神上的折磨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但张闻天始终没有倒下,没有消极的反抗也没有无奈的挣扎,他依旧相信明天,拥抱希望,在他的心灵深处总是闪耀着一点强烈的光亮——信仰。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从1969年5月16日起,他们在北京景山后街的寓所接受“监护”,居住的房子只隔了一堵墙,但却始终不能见面,即使是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都被无情地错开。那时,张闻天担心小个子的妻子拿不动拖把,总会将拖把洗净晾好,待到妻子过来的时候便可以轻松地完成劳动任务而免遭斥骂,而妻子也总把丈夫浸在盆子里的衣服搓洗干净。如此咫尺天涯的岁月,他们总共度过了漫长而又辛酸的523天。1971年,化名“张普”的张闻天忍受病痛的折磨开始秘密进行工作,后来那些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1974年10月18日,在写信给毛主席表示希望返回北京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张闻天又于同年10月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虽然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但总算被允许从广东肇庆迁往无锡,这也使他稍感宽慰。于是,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同家人离开肇庆迁往无锡汤巷45号。这是一座单门独院的西班牙式两层小楼,庭内植有龙柏、玉兰等花卉,环境清幽,张闻天的居室位于二楼东面,仅12平米,里面陈设十分简单,一桌、一椅、一柜,还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张躺椅。由于张闻天多病,屋里还备着氧气瓶和一些必要的急救药物。屋内没有暖气,这对于病弱又年迈的张闻天而言无疑又是一种考验,但他却拒绝了工作人员要为他换房的建议,坚决不搞特殊化。张闻天的生活十分俭朴,内外衣都是旧的,出门时的棉衣更已是20岁的“高龄”了,但他却从不在意——他真正在意的事情,始终没有改变。

 流放中的张闻天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时刻关注着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他每天5时起床洗漱,5时30分到7时打扫庭院、散步和收听新闻,这样的习惯从在肇庆时开始就从未变过。妻子刘英说他喜欢散步,整齐的步履仿佛是他在行走中逐渐清醒的思路,他还会在散步时同百姓们聊天,体察民情,然后将这些信息经过分析融入自己的论文。在无锡期间,张闻天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6年1月9日清晨,在广播中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张闻天如遭雷击,悲痛的情绪在全身蔓延,他禁不住潸然泪下,默默地为老战友送行。此刻的张闻天不仅怀念着故去的友人,他的心里更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4月7日,在得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消息和看到关于处理四月初数百万群众到北京天安门声讨“四人帮”的文件《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后,张闻天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于第二天清晨突发心脏病,心绞痛和肺水肿的接连发作终于耗尽了这个伟大的共产党员的最后一丝生命。5月22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张普的心脏有随时停止跳动的危险。弥留之际的张闻天与妻子约定将二人存款于死后作为党费上交。7月1日下午7时30分,历尽苦难的张闻天病逝,享年76岁。此时,文革尚未结束,故去后的张闻天依旧只能使用“张普”这个化名,他的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面。他的死讯也由北京方面拟定,在南京《新华日报》第三版的右下角仅以78字草草了结,首都各大报纸则纷纷保持缄默,一生忠诚的革命竟变得如此草率而仓促。

 但历史终究要还他真相,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对彭、张等人的错误评价,并于1979年8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邓小平致悼词:“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为了更好地缅怀和学习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委1990年9月12日开放张闻天的无锡故居,展出珍贵实物七十二件,照片二百余幅,再现了这位共产党员传奇的一生和不朽的功绩。

 张闻天的人生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但他却可以执著地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对信仰最虔诚的膜拜,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相信,我将永远相信,人生随时到处充满了黑暗,但在这黑暗的中间,时时有一点点光明在照耀着,……(我)将认真地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