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丰惠敕五堂胡愈之故居
来源: 《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 2013年08月16日

  

敕五堂一角

 

胡愈之故居

 

敕五堂厢房

 

敕五堂

 

 胡愈之生平事迹陈列室

 

江流荡荡

 文/胡汉津


      一

 1911年(辛亥年)农历正月二十日清晨,一艘乌篷船缓缓划离丰惠城里的街河码头,划过九狮桥,经四十里河、曹娥江、萧绍运河划向80里外的绍兴府。日暮时分,小船停靠在绍兴府仓桥试院边的码头,船舱走出一位额角阔大身材瘦小的少年,少年的脑后拖着条长不盈尺的卷曲小辫,眼神里透着初出远门的新奇与些许惶惑。陪在少年的身边是他的父亲,他们上岸后,就在绍兴府中学堂对面的一个相识的老木匠家借住下来,准备第二天报考这座当地最高学府。

 这个乘着乌篷船外出求学的羸弱少年,就是日后被兴誉为“民族脊梁”的我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先躯、解放后曾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愈之。

 那一年,胡愈之15岁。


 

 二

 车过丰惠桥进入南街,街道骤然收窄,只能弃车步行。

 街面二侧多是旧屋,木构粉墙黑瓦,铺过水泥的灰白路面,稀释掉几分小街的历史沉淀。按着一位老者的指引,从南街的尽头向左拐进赵家弄。已近正午,弄巷狭仄,掩蔽了些夏日的暑气,向东行了约三百米,眼前忽然一亮,一座外观构造简约却不失恢弘的古建筑群赫然立在面前。

 敕五堂的大门紧闭,门环上挂着铁锁,阳光照射在粉墙上,白得耀人眼目。四周空旷无人,也不见有售参观券的窗口,便向敕五堂东侧数十米外一幢老宅门内正在择菜的老妇人说明来意,后者热心地替我去南街寻找掌管敕五堂大门钥匙的南门社区工作人员。约二十分钟后,一位中年妇女为打开了敕五堂的木制大门。我正忙着弄午饭呢,中年妇女边开门锁边说。

 就好,就好,拍几张照片就好。我忙不迭地回她。

 敕五堂位于上虞县丰惠古城南街,门牌是南街7-2号。丰惠是浙江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县城,始建于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直至解放后的1954年上虞的县治始从丰惠搬迁到百官,在这之前,丰惠一直是上虞的县治,县治历史长达1132年。作为曾经的上虞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丰惠在上虞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丰惠原名上虞城,直到宋朝才更名丰惠。据上虞县志记载: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岁丰人和,上虞知县楼杓重建城内街河上的酒务桥,邑人感其恩,拟请更名为德政桥。楼曰:“天以丰岁加惠我民,予何德焉,以丰惠揭之其可。”遂易名为丰惠桥,城亦因桥而得名。

 敕五堂是一座规模恢宏的清乾隆初年江南台门建筑,至今已有近二百多年,门联上“二百年祖宅,十一世书香”几个大字,昭示了台门主人是世代读书人家。敕五堂建筑呈长方形,占地近1600平方米。坐北朝南,为三进两院。第一层是门楼及左右一字形的六间平房,门楼内置有“中翰第”、“大夫第”二块匾额。东西两侧各有二排厢房。敕五堂的建筑中心是大厅,为横阔三开间,纵深二丈八尺,石板铺地,上有匾三块,左为“文元”,右为“拔贡”,大厅正中悬挂的匾额“敕五堂”三字为上虞乡贤、乾隆十三年状元梁国治所书。敕五堂的命名是对胡氏先祖宋代大儒胡安国的追念,安国公曾先后五次受皇封而不仕,因赐其名而得。两侧厅柱上书有“东方月上忙开书卷课儿曹,南亩春来预诫锄犁修穑事”的对联。敕五堂以粗杉木作柱,没有通常江南大宅所常见的飞檐翘角,也不见雕梁画栋,但整体建筑粉墙黛瓦宽敞宏亮,简约而不失气度。

 1896年9月9日清晨,东方微明,丰惠古镇还沉寂在一片宁静中,敕五堂内后咫园二楼的一间房里传出一阵新生的啼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男婴,便是当初修建敕五堂的胡氏砥园公第五世孙胡仁耀(胡仁耀是清朝200余年中上虞出过的唯一一个御史。)的长孙、日后成为我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胡愈之(原名学愚,字子如)。


 

 三

 在绍兴府中学堂的入学考试中,胡愈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实科二年级的一名插班生。正是在绍兴府中学堂学习的这一年,胡愈之结识了对他以后的革命和文化生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一个人——周豫才(鲁迅)。鲁迅当时是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在学校里以严厉著称,几乎没有一个学生不怕他。胡愈之后来在回忆录《我的中学时代》里曾有过一段记录:“他每晚到自修室巡查,有两次我被他查到了在写着骂同学的游戏文章,他看了不作声。后来学期快完了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趁学监不在,从学监室的窗外爬进屋子里,偷看已经写定的学生操行评语,鲁迅先生给我的评语是“不好学”三个字。”

 绍兴府中学堂由创办古越藏书楼的绍兴名绅徐树兰于1897年创建,以提倡新学为宗旨,1898年至1900年蔡元培曾任学堂总理(校长),革命志士徐锡麟亦曾在此任教。绍兴是革命的策源地,产生了许多革命伟人如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的校长陈先生和学监鲁迅都是革命党人。绍兴府中学堂也以闹学潮而著名,但表面上,学校当局仍控制得很严。胡愈之自幼体弱多病,身材长得羸弱瘦小,在绍兴府中学堂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学,便因患伤寒而休学。多年后在上海,同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身材同样瘦小的鲁迅曾经对胡愈之开玩笑说:当年绍兴府中学堂对新生的录取标准是看学生是否长得矮小,学校以为,人小一定是不会闹风潮的,你是全校学生中个子最小的一个,所以自然就被录取了。

 1914年10月,18岁的胡愈之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了编译所的一名练习生,并由此开始了终其一生的编辑、写作和革命生涯。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党的活动特别是文化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作为当时中国最大出版机构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门下拥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少年杂志》、《外交报》等刊物,1915年8月,还是练习生的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同年底,因为出色的工作和过人才华,19岁的胡愈之正式出任《东方杂志》编辑。也正是在这一年的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文化月刊,并在创刊号上《敬告青年》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敬告青年》一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等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全面进攻。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争议》,随即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这一期间,《新青年》杂志凝聚了当时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等,他们的文章,给了向往、推崇民主进步的胡愈之很大启迪,他和茅盾一道,积极投入到白话文的写作和推广。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6月5日至11日,胡愈之随商务印书馆的工友们一起参加著名的上海工人大罢工。


 

 四

 重新整修过的敕五堂,已经寻觅不到多少胡愈之当年留下的痕迹,在左则的一间厢房里,意外地见到一尊吴觉农先生的半身塑像,面容清濯目光深邃,塑像底座的铭文称吴先生为“当代茶圣”,四周的墙上是几块展板,写着吴先生的生平简介。

 吴觉农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农学家,是现代茶业的奠基人。1897年4月14日,吴觉农出生于丰惠镇西大街上的一所毫不起眼的普通民宅,父亲郑忠孝是上门女婿,吴觉农一出生便随了母亲的姓。吴觉农既是胡愈之的同乡,也是挚友。1920年,胡愈之与郑振铎、沈雁冰等一道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协助郑振铎编辑《文学甸刊》。这一期间,胡愈之积极参加文化团体的社会活动,开始用早年所学的世界语知识翻译国外文学作品,并写作了《近代文学概论》、《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等文学理论著作。到了1924年,胡愈之开始负责《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暴发,在五卅运动中,“我第一次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我和大家一起游行集会和罢工,同时对运动发展进行采访和报道。除了出《公理日报》,我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的临时增刊,我在增刊中发表了《五卅事件纪实》的长文,祥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指出由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胡愈之文集》第六卷第328页。)”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3日,胡愈之亲眼目睹了反动派在宝山路上对工人群众的大屠杀,当晚立即起草了一封对国民党的抗议信发表在第二天的《商报》上,在抗议信中,胡愈之激愤地写到:“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核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胡愈之文集》第六卷第330页。)”

 在这封公开抗议信上一并署名的,除了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李石岑,还有胡愈之的同乡挚友吴觉农。

这封抗议国民党搞反革命大屠杀的信,自然受到国民党的忌恨,不久,在搞议信上签名排第一的郑振铎逃亡去了英国,1928年1月,胡愈之亦被迫逃亡法国。


 

 五

 2012年夏天,因为一个“走进水墨石塘”的采风活动,在云和县新闻中心副主任练云伟、石塘镇党委副书记毛华峰及小顺村主任陈小明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小顺堡的冯雪峰旧居。

 1941年2月26日,冯雪峰在家乡义乌被国民党宪兵抓获,被押往上饶集中营。冯雪峰在集中营一关就是两年,先后患上了回归热、肋膜炎肋骨结核病。由于冯雪峰真实身份没有暴露,经过组织多方营救,获准以保外就医名义出狱,在组织的安排下冯雪峰住进了当时迁移到云和县小顺的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休养。在小顺养病期间,冯雪峰坚持为《东南日报》、《浙江日报》、《浙江妇女》等报刊写稿,创作了《还好主义》、《牺牲》、《悲观主义的末日》、《妇女觉醒之今昔》等大量时评(后结集为《乡风与市风》。)。

 1928年胡愈之刚到法国时并不懂法语,靠了他之前就掌握的世界语,与法国世界语团体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进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胡愈之在巴黎遇到了巴金,当时巴金在翻译小说,胡愈之便将巴金介绍给《小说月报》。胡愈之在法国一共呆了三年,除了学习法语,他还积极参与世界语宣传推广,并作为中国世界语学者参加了在比利时和英国牛津举行的世界语大会。这期间,他系统地研读了《资本论》,他的思想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1931年初,胡愈之取道苏联回国,在苏联停留的短短7天里,在莫斯科世界语学会同仁的安排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国营农场、商店和学校,参加了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会,与当地工人、农民、学生、作家、教授等各方人员作了广泛交流,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了深入了解。1931年2月底,胡愈之回到了已离开三年的上海,负责《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时任《生活》周刊主编的邹韬奋来找胡愈之约稿,胡愈之应约写了时评《一年来的国际》,他在文章中敏锐地指出“一九三一年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准确地预言了日后形势的发展。

 1933年初,在鲁迅的邀约下,胡愈之参加了以宋庆玲、蔡元培、鲁迅、杨杏佛为首的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积极参与揭露国民党迫害政治犯的罪行。

 1936年6月,正在香港协助邹韬奋办《生活日报》的胡愈之突然接到冯雪峰的来电,冯雪峰受党中央委派从陕北来上海,要找胡愈之了解上海党员的情况,准备恢复上海的党组织。胡愈之回上海后祥细向冯雪峰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冯雪峰根据胡愈之的介绍找到了夏衍等留在上海分散活动的一些同志,重建了上海的党组织。冯雪峰找到夏衍时,夏衍很不理解上级党组织为什么会通过胡愈之这个党外人士来找他,因为这件事,1957年反右运动中冯雪峰受到批判,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说他当年从陕北到上海不先去找党员,而是先去找党外的鲁迅和胡愈之,其实夏衍和那些反右运动中批判冯雪峰的人都不知道,早在1933年9月,胡愈之就在张庆孚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党的秘密党员,直属中央特科领导,直到1979年,中央统战部才正式对外公开了胡愈之的党员身份。

 1936年10月19日,一个黑暗的日子,胡愈之在家中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犹如睛天霹雳,胡愈之惊呆了。鲁迅与胡愈之是绍兴同乡,是他最尊敬的师长,也是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在反封建反专制和抗日救亡运动中长期共同战斗,结下了深厚情谊。冯雪峰还告诉胡愈之,中央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操办,让胡愈之找救国会联系。冯雪峰当时是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潘汉年),是鲁迅葬礼的主要领导和策划者,但因身份关系冯雪峰不宜公开出面,因此胡愈之就成了鲁迅葬礼的实际操办组织者。鉴于当时抗日救亡的形势,胡愈之和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商定,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将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36年10月22日下午,为鲁迅先生送葬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近7000人的的队伍浩浩荡荡,唱着挽歌呼着口号,蔡元培、宋庆玲在葬礼作了演讲,胡愈之致悼词。这次活动团结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弘扬了抗日的精神,但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1936年11月23日,他们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六

“七君子”入狱后,胡愈之成了声援营救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通过报纸等舆论

 工具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赶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与宋庆玲、何香凝等十六人一道发起爱国入狱运动,发布《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在各界的支持和压力下,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无罪释放了“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暴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在坚守了三个月后上海陷落。胡愈之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直至1938年4月底因工作需要才离开。这一时候的上海英法租界已经成了“孤岛”,形势相当险恶,但正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景下,胡愈之做了二件大事,一是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二是在日军随时可能占领租界,鲁迅文稿面临散失损毁的危险前抢救性地组织出版了《鲁迅全集》(二十卷),通过《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广泛地团结了各界抗日救亡人士和群众,也使鲁迅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李克农的安排下,胡愈之从桂林撤往香港,在香港受廖承志的委派,前往新加坡接手负责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商报》,以加强在南洋侨胞中的抗日宣传工作。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陷落,胡愈之和妻子沈慈久及郁达夫等人在一位热心华侨的帮助下撤至苏门答腊一个叫巴雅公务的小镇,靠办小酒厂和肥皂厂维持生计。生活稍为安定后,胡愈之又开始了写作,写了《论战局》、《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印尼问题与华侨经济》、《告侨胞书》等时论,以及长篇科幻小说《少年航空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却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郁达夫在8月29日失踪了!胡愈之后来专门去巴雅公务做了调查,写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证实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了。郁达夫曾被迫在宪兵部当过翻译,知道许多宪兵的罪行,日本人怕他在胜利后揭发,便偷偷杀人灭口。


 

 七

 离开敕五堂,我散漫地在丰惠的老街旧弄游走,阳光灼人,有一种穿透时光的温热。

 丰惠古城位处绍甬平原,境内水网密布。丰惠曾号称有八街四十弄,有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有溪弄、九曲弄、槐花弄、柿树弄、白果弄等等,其中傍河而建的西大街为昔日商贾云集之地,早年间,信大南北货店、聚云祥百货店、天芝堂、鹤年堂药店、陈胜功雨伞店、亨号酱园、松鹤楼馆子店等,都是享誉宁绍的老字号,时至今日,仍能在西大街见到一些诸如弹花店、打铁铺、棕棚店、手工编麦杆扇作坊等传统手工艺店铺在营业。丰惠的弄巷之多,是上虞各镇之最,穿行于这些石板老弄里,随处可见雕花大砖、飞檐斗拱,体现着一种古韵与精致。老街深巷,街河古桥,名人旧宅,这些老丰惠的缩影,拂去蒙在上面的历史尘埃,依稀仍可见其千百年前的风采。

 清代时丰惠曾有古桥50多座,《茅以升桥话》中的浙江古桥桥名中提到上虞有名的古桥有80余座,其中建在丰惠的就有丰惠桥、九狮桥、永宁桥、还珠桥、落马桥等。丰惠桥位于城中心十字街口,为单孔石拱桥,南北跨,桥拱为纵联并列砌置,桥面两侧设有护栏,护栏外侧题有“丰惠桥”桥额。嘉泰《会稽志》载,丰惠桥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宋嘉定17年(1224)及二十年代中叶曾二次重修,现为水泥桥面,无踏阶。

 由丰惠桥边的十字街拐入东大街,再向东行数百米,我找到了横跨在街河上的等慈桥,桥的两面侧壁上爬满了常青藤。等慈桥原名九狮桥,因元代等慈寺僧人化缘重建而改现名,以桥在等慈寺前得名。等慈桥系横放并列砌筑的半圆拱桥,这种砌筑方法在古桥中较为少见,绍兴一带仅此一座。从嘉泰《会稽志》所载看,慈寺桥当始建于宋朝嘉泰以前,桥侧有“宋嘉定七年岁次甲戌二月初六日辛丑重修”刻石,现桥为元至正(1341)所重修。明黄和中曾有诗曰:“儿年危蹬倦攀跻,叠石成功信可稽。楹列九狮留旧事,车乘驷马侍新题。长河俯瞰多飞蠲,高岸横陈有断霓。多谢老僧能起废,尽将胜揽付招堤。”

 1961年1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和文化部副部长的胡愈之回故乡上虞考察。那天下午,当胡愈之站在敕五堂西厢后咫园二楼那间屋门前对陪同人员说“我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时,除了多年的思乡之情得以消解的释然,胡愈之内心更多的是一份内疚与沉重——自1914年10月离开家乡上虞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了练习生后,胡愈之只在1932年因为养病回过一次家乡丰惠,相距已整整三十年。

 这次回乡视察之后,直至1986年1月16日逝世,25年间胡愈之便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美哉名区,秀美孕育,达人志士,史不绝书。”这是清代著名学者徐致靖对上虞的赞美。踏上九狮桥粗糙斑驳的石阶,桥上古藤垂帘,桥下水色碧绿,用来“镇桥”的九尊石狮已经无迹可寻。站在九狮桥上,面对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街河,望着河水滔滔东逝,令人不由惴想——当年到底是什么因由,让胡愈之、吴觉农、范寿康们一个个从这里坐上乌蓬船,划向绍兴,划向上海,踏上一去不复返的征程……

 许久,我眼前幻化出二个字:信仰!


 


 

参考文献:

1、《胡愈之文集》(第1卷至第6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

2、《大道之行——胡愈之传》陈荣力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我的回忆》胡愈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胡愈之传》于友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