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仰雪——访冯雪峰故居
来源: 《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 2013年08月01日

 

 

 

 

 文/叶秋杰

 是在蒙着雨的时际,到达神坛村的。彼时,整个村庄都被薄薄的雾霭笼罩着,有一种让人不自觉便肃穆起来的逼迫感。因着地貌,神坛村像多数浙东南村落一样,很小,四周环着山,虽不是很高,但因坡度较陡,竟也有一种龙腾虎跃的动势。村口有一座石亭和两块巨大的雕字石头,石亭叫做“伴耕亭”,横向的巨石用点金的染料刻入“神坛”二字,而竖向的石头则是用醒目的红色绘着隶书的“雪峰故里”四个大字。

 “纯粹的山里人”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赤岸镇神坛村一个农民的家庭里,取名福春。

 义乌县地处浙江东部,是古越的属地,以“报仇雪耻之乡”闻名遐迩。在与自然和社会的长期斗争中,这里的乡民炼成了强硬的筋骨,也养就了剿悍的性格。冯雪峰自己也说过:“凡在我们地方的人都有这特色,身体坚硬,皮色焦黑,石一般的心的痴呆,恰恰和我们的土地相合。我们是纯粹的山里人。”这对于后来冯雪峰坚毅的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形成,或许是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微妙关系的。

 神坛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冯雪峰的家庭世代皆是农民,目不识丁。到了他九岁时,祖父才想起该培养一个读书识字、能写会算的,好为冯家光宗耀祖。于是,在1912年的秋天,冯雪峰放下牛鞭,离家进了邻村的一家私塾读书。冯雪峰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所以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特别优异。

 作为冯家第一个走出蒙昧的人,冯雪峰是被寄托着一种期望的。每每冯雪峰放学回来,祖父总要摸摸长孙的头夸赞一番,甚至将孙子写过的纸片都收藏起来,一面虔诚的说:“弄脏字纸是要遭雷劈的!”

 相对于祖父的慈爱与重视,“父亲对他却常常流露出一种不可压抑的专横和忌恨。当他刚从学校回家、还未来得及脱去布鞋布袜打赤脚之前,父亲已经开始骂他是舍不得脱下鞋袜的‘臭铁匠’了。只要他一回家,就照旧得下田干活,上山砍柴,或者放牛割草,不得稍有闲暇。”总是处处寻他的岔子,无端地用小孩难以胜任的农活来惩罚他。(也有资料考证,冯雪峰出生时,有算命先生说,他生辰八字与父亲相克,便以“哥”称父。这或许可以解释父亲对他那“难以理解的嫉恨”。)

 父亲的专横野蛮,最为悲惨的是他的母亲。冯雪峰的父亲不仅为人极其专横,行为也不检点,“会唱几句小曲去勾引女人”,在第三者的唆使下,母亲便常常要遭受无端的凌辱与毒打,婆婆也可以叫她吃巴掌,甚至还要忍受童养媳的“轻蔑和贱视”。低下的地位使母亲无法反抗各种凌辱与折磨,还是要日夜操持着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的主要家务和农活。所以,从冯雪峰记事起,脑中挥不去的便是父亲随时的拳头和母亲“无尽的眼泪”……但当时尚还年幼的冯雪峰对于“家庭压制”根本无能为力,只能把反抗的敌意藏于心中,用表面的的顺从来掩饰以避免挨打,这个烙印一直在他的一生中持续,他坚韧的性格以及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和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反抗的彻底性”与“同志式的屈从”,或许都与这特殊的童年遭遇密切相关。

 农屋里的黑暗,使冯雪峰离家的念头越来越明晰。1919年春天,冯雪峰小学毕业,便慷慨承诺代一同乡考取金华中学,报酬是赴金华的路费和食宿费。于是,16岁的冯雪峰背着家里,偷偷来到金华先代同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金华中学。而后,他自己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省第七师范学校。因为师范类学校有官费津贴,膳宿也不要自己花钱,所以当家里得知他的越矩形为后也没有特别为难他,也就随他去了。

 冯雪峰入学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余浪也波延至了金华,为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蛮横压制,学生自发掀起了几次罢课抗议学潮,而接受了新思潮的冯雪峰自然也积极地参与。1921年春季,学校发生了学生驱逐学监顾华钟的事件,带头人就是冯雪峰,结果学校当局贴出布告,开除冯福春的学籍。

 被学校开除了,18岁的冯雪峰没有回家,他也不想回去,除了可怜的母亲,他对那个家已经没有太多的怀念。于是,倔强的冯雪峰携着同学们凑给他的17元钱,一个人去了杭州,决定报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许是对于这次反抗的纪念与自许,他自作主张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冯雪峰。

 “湖畔诗人”

 到杭州的第一年初秋,冯雪峰便顺利通过了考试,进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的省立一师的校长是经亨颐,是一位积极提倡新文化的进步人士,在校内改革各种旧式弊端,提出“与时俱进”的口号。所以在五四时期的新思潮中,省立一师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被誉为“南方最革命的学校”。

 来自农村,有着独特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经历的冯雪峰对于这初次呼吸到的“自由”空气,立马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欲望,很快便融入其中,结识了柔石、潘谟华、魏金枝、汪静之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

 没过多久,同样爱好新诗创作的潘漠华和汪静之就来找冯雪峰,提议成立一个文学团体,“聚集一些同志趣的朋辈,以增加读书的趣味”。于是,他们就共同发起,邀集赵平复、魏金枝、周辅仁等有志于文学的同学参加,共计二十多人。同时请了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三位老师做为文学顾问,在同年的十月十日,于西子湖畔成立了“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文学团体“晨光社”。

 “晨光社”成立后,作为文学社骨干的冯雪峰作诗的兴致更是高昂,时常带来新诗,供社友们传阅欣赏,互相交流。不久便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到省议会旁听》,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此后,冯雪峰又写了《幽怨》、《三只狗》、《伊在》、《桃树下》、《雨后的蚯蚓》《睡歌》等新诗,先后在各文学周刊发表。这个时期的冯雪峰,在歌唱青春、歌唱爱情的同时,浙东人的硬气依然清晰可见。其中一篇《雨后的蚯蚓》历来被认为“凝聚了诗人不屈的坚强意志”:

 雨止了,

 操场上只剩有细沙。

 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息地动着。

 不能进退前后,

 也不能转移左右。

 但总不息地动呵!

 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呀!

 穿着“沙衣”的小蚯蚓,因为这厚重的牵绊既无法“进退”,也不能“转移”,顽强的毅力却使它“总不息地动啊”,显然这是一种精神品格的象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人自身倔强的性格,“特别是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逆境中使他能挣扎过来的坚毅的力量。”

 或许是诗的灵性在冥冥中牵引,1922年3月底,同样正在热心新诗写作的上海青年应修人,从沪赴杭,前来会晤早已通信切磋诗艺却素未谋面的诗友汪静之,同时也与冯雪峰、潘漠华相结识。于是,四个青年人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某日应修人突发奇想,便提出四人合出一本诗集,从每人的习作中挑出一些来,作为几天来大家相处良欢的纪念。因为四个人是在西子湖畔边游玩写下的诗,最后一致讨论通过将诗社命名为“湖畔诗社”,不定期出版诗集,第一集便叫《湖畔》。于是,4月4日,“湖畔诗社”在西子湖畔成立。

 1922年5月,《湖畔》诗集在上海由应修人自费出版,内收冯雪峰的新诗十七首。这些诗“大都感情纯朴而具天真稚气,有裸露心底儿的真实和坦率劝风格清新,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诗的影响”,充满了青春、爱和童心的律动。初版印行五千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在当时是个很罕见的现象。很快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都给以很高评价。从此,冯雪峰等人被誉为“湖畔诗人”。

  第一本诗集的成功,给了这群青年很大的鼓舞。1923年12月,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三人再出合集《春的歌集》,这也是湖畔诗社的第二本诗集。

  可是,此时家里弟弟的早夭、曾祖母的病重,拮据的经济状况已经无法再供应冯雪峰继续在杭读书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辍学,不舍地离开了那孕育他诗心、激出他诗艺的西子湖畔。


 

  流浪北国的落魄书生

  在北京火车站,当潘漠华看到裹着一件破旧的旧式长棉袍的冯雪峰,冒着严寒、顶着栗烈的大风向他走来,他还是惊诧了一下,但随即便是异乡久别重逢后的惊喜。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制定了一条关于旁听的制度,穷学生也可以自由在课堂上旁听,不用注册学籍。于是冯雪峰便借着潘漠华的旁听证,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前所未闻的新思想。

  但是精神上的充实,却无法完全代替物质上的贫乏,因没钱租住房子,冯雪峰过起了流浪者般的生活,只有在同学外出时,在他们的床上暂时小憩一会儿,或者干脆日以继夜地泡在图书馆。潘漠华家境也并不宽裕,所以也无力资助贫寒的冯雪峰。为了能继续在北大旁听,冯雪峰不得不在课余去当文字校对、家庭教师、故宫博物院临时雇员等等,换得铜子来买些烧饼充饥。

  与此同时,冯雪峰对日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他开始自习日语。通过勤奋的努力与惊人的毅力,一年不到的时间,他竟也学会了,甚至到了可以大量阅读日本原著的程度。由此,冯雪峰开始接触和了解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包括当时新潮的苏俄文学及马克思主义。

  在这段艰苦求学的时间里,各种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依然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内形势风起云涌。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市。1926年,北京又发生“三一八”惨案。冯雪峰深受震动,“开始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以及李大钊的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发挥所长,把还未被国人熟知的理论译介进来。在翻译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使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图景,对于生活在压迫与困境中的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强的心理感召力的”。

  仅过了四五个月的光景,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义,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家。黑暗与腐败,不自然便勾起了冯雪峰对于童年不平等生活的记忆,进而就引起了他对当时统治阶层的憎恶。同月28日,李大钊等人在京被奉系反动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自己一直崇敬的革命者的牺牲,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便寻到张天翼处聊天解闷。这次交流,冯雪峰惊异地发现,这个比他还要小的学生,竟已是共产党员了。冯雪峰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距离进一步拉近。

  于是,1927年6月,在这个革命低潮中,冯雪峰由张天翼引荐,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在黑屋中一直隐而不发的书生,开始走上反抗的道路。


 

  最为怀念的情谊

  冯雪峰故居大门门边墙上镶嵌着一块写有“雪峰故居”的黑色大理石匾,在翠柏的掩映下,发着幽幽的光。那是革命时期的著名才女丁玲女士写的,纪念她“最怀念”的雪峰。

 丁玲和冯雪峰相识于1927年的冬天,当时丁玲感于寂寞,便想学习日语。他们共同的朋友王三辛就做了牵线人,介绍他们俩相见。于是,冯雪峰成了丁玲的日语家庭教师。

 那时尚显稚嫩的丁玲“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心底很是向往,便十分喜爱听冯雪峰讲他南方的老家,以及在西子湖畔组建湖畔诗社,出版诗集的烂漫时代。当她知道冯雪峰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她又惊又喜,对他更是崇拜。渐渐地,年轻的丁玲对于眼前这个相貌平常,却满腔抱负的穷苦青年竟产生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情愫。

 大约是10月底,冯雪峰交与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本翻译论文集不幸被张作霖的手下抄出,因其在投寄之前义愤填膺地在译稿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冯雪峰随即被当局通缉。孤立无助的冯雪峰决定,去往南方。

 让冯雪峰所措手不及的是,他到上海不多时,丁玲便从北京追了过来。冯雪峰一直明白自己的心,对于那个闪烁着一双明亮大眼的女子,他也有火一般的热情,可是丁玲已经有了一个生活在一起的男朋友,浙东人骨子里的倔强与正直不允许他不顾一切倾泻出自己的情感,与其三个人纠缠于感情漩涡中欲罢不能,不如控制住自身的感情。所以在西湖畔,面对丁玲的深情告白,冯雪峰能做的只有无尽的沉默,他无法回应,也不能回应。或许他们的爱,真的只能“柏拉图式”的了。

 丁玲没有能从雪峰那里取回她的爱情,然而内心的爱似急风骤雨驱使她不能自主地写下了《不算情书》。信,后来还是寄给了冯雪峰。冯雪峰在左联期间已经与同乡的何爱玉结了婚,可他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丁玲。为营救被捕的丁玲制造舆论,雪峰把《不算情书》交给《文学》杂志发表,后又为赵家璧编纂丁玲《意外集》。他始终跟踪丁玲一生的创作,饶有兴趣地频频著文评论丁玲的文学道路。丁玲晚年在谈到她与胡、冯关系时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他与她,终是不能在一起,只能怀念。回想起这些,再看到这刻字不免唏嘘起这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触,也钦佩于冯雪峰为彼此周全考虑而硬是压下自己深情的坚忍。


 

 重返义乌

 回到上海的冯雪峰便与戴望舒、杜衡一道住在松江施蛰存家里,加入了他们的文学工场,每天一起讨论交流,进行文学创作或者翻译,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在西湖畔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在一起的烂漫时光。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冯雪峰遇见了高小时的同学王美中,他正接受中共浙江省委派他回义乌去重建党组织的任务,就建议冯雪峰与他一道回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半年多的冯雪峰自是欣然应允。

 不久,冯雪峰就告别了上海的好友,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故乡。此时的归乡不是寻常的探亲,而是负着革命的重任的,一到便任教于当时义乌的最高学府义乌县立初级中学,教授国文,秘密的党内身份则是义乌城区支部书记,甚至都没有时间回到神坛老家。

 当时校方的施教方针是实行“党化教育”,教员课上只按部就班传授文化知识,不谈国事。但身着西装,脚踏皮鞋的冯雪峰却将统一的教材放于一旁,自己编印讲义发给学生,用启发式的教学法引导学生自学。新式的教学法、平易近人的待人,学生们渐渐从新奇的观望开始向这位特立独行的老师靠近,不多时,冯雪峰便赢得了很多学生的尊敬,以至于他的房间常常是挤满了人,学生们在这里向他诉苦问难,也谈国事、身世、地方风情。

 与学生们的关系日渐紧密,冯雪峰便开始有意识培养几个成绩优秀、思想进步、能写会说的学生,并启发他们成立了读书会“试鸣社”。同时引导他们睁开双眼看世界,关心国家大事,进而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一部分社员被秘密吸收为共青团员。

 在冯雪峰的引导下,试鸣社的社员也走上社会,在现实中斗争。当年10月,义乌县当局不满足于所搜刮的民财,增加屠宰猪只捐,群情激愤,引起了舆论的骚动。经冯雪峰等人重建的义务地下党组织,以试鸣社社员为主的学生为骨干,在街上张贴宣传标语、分发传单,号召市民罢市。很快,市民们纷纷响应关门罢市,当局慑于群威收回了命令,但他们认为是有共产党人在暗中捣乱,便派人四处缉查。

 随后,便有人被捕。冯雪峰思虑再三,将学生们叫来,对他们的安全作了一系列的交代后,便迅速离开了义乌。

 这次回来,冯雪峰只回过一次家,还是祖父在中秋前夕来学校硬邀他回去的。他不知道,下次再回义乌、再回神坛,会是在什么时候?

 

 革命者

 为了躲避浙江省政府的通缉,冯雪峰逃到了上海。

 因缘际会,1928年12月9日,年轻的冯雪峰通过好友柔石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后来又搬到了景云里茅盾家三楼,与鲁迅成了邻居。1930年,冯雪峰与鲁迅共同发起筹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使得上海文艺界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此外冯雪峰也积极充当桥梁作用,鲁迅因他而密切了与中共的关系。

 1934年10月起,冯雪峰参加长征,长达一年之久的战略大转移,死伤者大半,而一介书生冯雪峰竟也走完了长征全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因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不满,冯雪峰与博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再加上周扬、夏衍等人对他的误解,一气之下,冯雪峰向潘汉年请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神坛后,冯雪峰开始专心创作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抒发他对艰苦卓绝的四万五千里长征,对英勇善战的红军,对壮志凌云的烈士的深厚感情。心中有太多的感情要抒发,以至于他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家人常常发现阁楼上那六角形的小窗彻夜透着光亮。到1939年初,已完成五万多字。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金华宪兵查获了一封进步青年写给冯雪峰的信。2月6日,三个特务赶到神坛村,搜查了小阁楼,他们虽然一无所获,也不知道眼前的冯福春就是共产党“要犯”冯雪峰,但还是把他押解到金华宪兵连,随后又转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作为战士的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历经了人间炼狱。直到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得知他被囚的消息后,电请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营救。经过多方设法,才于1942年11月由宦乡、郭静唐出面交涉,以治病为名保释出狱。

 将近两年的地狱生活,瘦削的冯雪峰经受着苦役和疾病的折磨,九死一生。但他把监牢当作战场,发动难友斗争,帮助同志脱逃,并部署特定条件下的武装暴动计划。在狱中,他还写了新诗几十首,以诗明志并遥寄对党和战友的思念。

 可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斗士,在建国后却几次受到不公正待遇。

 1954年,他主编《文艺报》时,因在对《红楼梦》观点上与毛泽东有分歧,冯雪峰便被认定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压制新生力量”,结果年底就被解除了该刊主编职务。到1955年,全国开展了一场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运动,选择沉默的冯雪峰最终还是被卷入了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并作了检讨。可是厄运并没有结束,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冯雪峰与丁玲等人被错划为“右派”,第二年被开除了党藉,撤销了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的职务,连同全国作协副主席和全国文联常委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一概都净掳而去。一连串的打击,使冯雪峰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痛苦当中,甚至出现了毁灭自己的念头。尤其是被开除党籍,要知道这对于冯雪峰这样一个誓死忠于党的人来说,简直是致命的。

 1961年,在周恩来的提名下,决定摘取戴在冯雪峰头上那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一名普通编辑,右派的阴影还没有远离他消失。1965年秋,当时已经62岁的冯雪峰主动请缨跟着组织去河南安阳农村去参加“四清”工作,化名为普通人的冯雪峰真的就不顾年迈的身体像普通农村干部一样走家串户,核查账目。冯雪峰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在当地干部群众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评选“四清”工作队模范干部时,尽管北京来的人不同意这个“摘帽右派”被评上,到最后还是地方干部坚持让冯雪峰当了模范干部。

 1966年,“四清”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上下翻天覆地地折腾。冯雪峰被召回北京,虽然被当成“牛鬼蛇神”,但是,因他与许多当时受批判的“反党分子”有过交往,别有用心之人便要他写材料,妄图得到有力的“罪证”。可是从出于他之手的一百多万字的佐证材料里发现,没有一份材料属于瞎捏和诬陷人的,甚至对于与他有过很深矛盾的周扬等人,冯雪峰也没有趁机落井下石,踏他们一脚。这个心胸豁达,光明磊落的知识分子,他至死都在坚守自己做人的祟尚品性。

 1975年,冯雪峰经医生检查,发现已得了肺癌,但始终没能忘记要回到党的怀抱,他爱这个党,比以前更深,也更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还是委托人向毛泽东主席致信,希望能够恢复他的党藉,作一名列兵。可始终没有音讯。

 1976年1月30日,冯雪峰饮恨长辞。他的泪已经流尽,或许离开这个给他煎熬、给他折磨的人世,也是一种解脱。

 想起他早年的意气风发,晚年却是备受迫害最后郁郁寡欢地病逝在了首都医院,因此再触到天井中那个半身铜像的目光,内心不禁就涌起了一阵心酸。

 再看铜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的几盆翠绿盆栽,却俨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幸得沉冤昭雪了。


 

 他有鲁迅说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与“硬气”,性格倔强执拗、赤诚率真,却也偏激冲动,做事特立独行,以致其一生大起大落,所以有人形象地称他是“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而我以为,冯雪峰自己创作的《雪之歌》则更恰对他自己一生追求的写照:

 “我以晶亮纯青的光,

 俯视着浓绿的大地,

 而人们敬仰者我

 将看做最高洁的表象。”


 

 要离开了,最后望一眼英魂栖居过的地方,半身铜像仍隐隐透着冯雪峰的慈祥、坚毅。

 转过身,小心地合上门口横拦着的铁杆,也缓缓合上古朴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