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诗人戴望舒——走不尽的雨巷
来源: 《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 2013年06月18日

走不尽的雨巷

——雨巷诗人:戴望舒

龚 思


 (1905年—1950年)

1905年11月5日,杭州大塔儿巷11号。“雨巷诗人”戴望舒诞生在这栋粉墙黛瓦、泥壁木窗的中式里弄楼房里。这时的大塔儿巷是杭州中河边的一条静幽小巷,东接皮式巷,地铺清一色的青石板。

1905年的中国和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场变动。然而对尚在襁褓中的戴望舒来说,生活是幸福的。他的家庭是小康之家,父亲戴立诚和母亲卓佩芝出身书香门第。特别是母亲,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性格温柔,会打谜语,说歇后语,讲故事。他生长在“上有天堂”的杭州。而作为两朝国都的杭州,是兼备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文学形式。母亲富有浙江乡土文化的启蒙教育,和杭州这片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的土地的熏陶,使得戴望舒的幼年就与古典文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西子湖畔自然天成的江南气息使诗人的身上带上了天生的一抹淡淡的女性的羞赧与忧郁气质。而童年时代的一次不幸更是加重了这种忧郁。戴望舒小时候不小心染上了天花,病愈后脸上却留下了瘢痕。实际上,如果不特别仔细看,是看不出诗人脸上的瘢痕的。但是,这多余的“装饰物”使得童年戴望舒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层阴影也就转化成了诗人日后敏感而自卑内心的根源。

1913年,戴望舒进入鹾务小学。这所小学是当时杭州城里教学质量最高的小学之一。尽管与戴望舒的家相隔了几条胡同,戴立诚还是决定将戴望舒送往这所小学学习。鹾务小学的校长是个思想保守的老夫子,教学中有古文、诗词、书法、太极拳等的训练。他要求在教学中讲究落实,一板一式,要求严格。14岁那年,戴望舒考入了杭州宗文中学。这是一所私立男子中学,校风保守。小学与中学,戴望舒在保守的古典主义的氛围中度过,这为他日后诗歌创作中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成功的创造性转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仅仅这些是不足以产生日后的诗人的。当戴望舒在宗文中学的高墙中学习古典艺术的时候,杭城云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著名的文学新锐,如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等,还有“湖畔诗派”“专心致志作情诗”的一群青年们。年轻的戴望舒又怎甘愿一直研习夫子般的古文呢?于是宗文中学的学生们便找到了林译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林译小说里的闻所未闻的故事,为戴望舒埋下了取法西洋文学的种子。而鸳鸯蝴蝶派小说则是引起了戴望舒的共鸣,并且他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1922年,戴望舒因共同的文学爱好和趣味结识了当年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的施蛰存。他们与宗文中学的杜衡和张天翼等人组成了文学社团“兰社”,并于次年元旦创办了《兰友》旬刊。社团虽然非常小,并且带着非常浓烈的鸳鸯蝴蝶派的气息,但年轻的诗人们因为相同的梦想,以友谊为基石结成了最初的实体组织。

1923年,带着“我国旧诗(特别是晚唐诗家)、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以及法国消极浪漫派影响步入中国新诗坛的”的戴望舒担任《兰友》旬刊主编,可谓少年意气风发。这一时期的诗人不仅仅作诗,还写就了许多小说与散文。兰社的一群青年们,大致只有十七、八岁,就是这样的年轻的生命用他们青春的热忱与才华译介和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在起步阶段的诗人,旧文学的影响在他早期的知识构成中有着清晰的显现。虽谈不上高超的艺术水准,但从戴望舒文学活动的第一批成果,如《母爱》揭露一个全无良心的儿子的冷酷。我们不难看出赤子之心中引出的人道主义的涓涓细流,在社会黑暗的笼罩下有着进步的意义。又如在散文《回忆》中,戴望舒追忆了童年时代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凄美的故事:他和自幼青梅竹马的曼云妹妹在海滩上玩耍,曼云妹妹为捡贝壳被海浪卷走了。诗人期望自己能够化身为海鸥,与曼云妹妹相见。可见他对曼云情意深挚,而曼云妹妹岁只是诗人童年玩伴,但其形象影响了诗人日后对爱情对象的审美与选择。

至此,戴望舒算是开始走上了文学之路。走出“雨巷”的诗人,找寻到志同道合的文友,在共同的梦想道路上走下去。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创作还是青涩的。少年戴望舒还需要时间的磨砺和经验的打造。

诗人都是感性的,这种敏感而多情的天性决定了他们在面对革命时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同情感;诗歌本身在美学上具有革命意义,诗人往往将没有放入文字的革命激情化在行动中。戴望舒也不例外。

早在求学期间,戴望舒就表现出了他的革命积极性。怀着对革命的想象,怀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激情,他投考了当年最为革命的大学——上海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戴望舒不仅仅完成了本专业的学习,更是经常去社会系旁听,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课外,戴望舒和施蛰存还一起拜访沈雁冰,“经常到他家里来谈天和讨教问题”(孔另境:《庸园集·怀茅盾》)。在大学期间,戴望舒学习了文学知识,学习了革命的社会科学理论,结实了进步的师友,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宣传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十分充实。

由于上海大学的革命思想的铺垫,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在上大老同学的介绍下一起加入了共青团,戴望舒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很快,他们便开始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他们接受上级组织的领导,按照上级的指示开展活动。上级领导的任务都是通过一个交通员的单线联系。这位交通员来无影、去无踪,有什么指示就在他们的宿舍门口塞进一张纸条通知。传单也由交通员在半夜时分放在门口,他们一般会在晚上九、十点钟上街散发。

1926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戴望舒和杜衡去参加一个团小组的会议。他们一路穿过许多蜿蜒的弄堂,并且小心身后的“尾巴”。在确保万无一失后,他们推开了团小组所在的大门,发现屋子里没有人。开灯后发现满地纸屑,屋内一片狼藉。他们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撤退。刚回头,迎面撞上来两管黑洞洞的枪口。这是戴望舒第一次被捕,从此他开始正视革命的残酷现实性了。

毅然走出“雨巷”,找寻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去。这是属于诗人的革命积极性,也是属于诗人的天生的浪漫主义思想。一段革命史,一个生死的尖峰时刻。在革命里,有同志,也有叛徒;有温暖,当然也有暗箭;更多的还是危险与残酷。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又重新回到了“雨巷”。不仅是躲避反革命镇压,更是为了那命定一般的哀愁的苦恋。

1927年,整个中国政局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高潮时遭到夭折,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陷入了血腥的镇压和屠杀中。本以为在大革命中看到了些许光芒的中国,瞬间又被打回了黑暗的时期。曾经怀抱理想投身革命的许多青年人,陷入了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痛苦、绝望与惆怅中。“在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向左转的过程中,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危机,而不是找到了发展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为了躲避白色恐怖,戴望舒等人撤离校舍,在施蛰存家短暂躲避。施蛰存的家成了青年们的“文学工场”。1928年,戴望舒在“文学工场”辛苦地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开始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那年,戴望舒22岁,而施绛年18岁。男的风华正茂,女的具有“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路上的小语》)。刚开始,戴望舒只是把她看作小妹妹,但是在日久相处的过程中,戴望舒一头掉进了情网里,不可自拔。

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两个人是不适合的。戴望舒具有诗人般的敏感的心灵,他注重的是精神的契合,他追求的是一个精神的伴侣;而施绛年活泼好动,注重物质享受,像普通女孩子一样爱慕虚荣。两人性格的差距决定了日后的无限波动与沉哀的结局。

施绛年或许是碍于哥哥的面子,从一开始就对戴望舒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正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让戴望舒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够追上施绛年。于是,这两人就在一起了。施绛年帮助戴望舒抄抄稿子,陪他散散步,就像一对普通的恋人那样。

陷入热恋中的诗人是不理智的,甚至是狂热的。爱情的甜蜜让他快乐,同时让他感到更大的痛苦。戴望舒无法完整、独自地得到爱人的心。在这种痛苦与甜蜜交结的感情的驱使下,诗人写下了许多热烈的、颓唐的诗句。然而即便是这样,施绛年的态度仍然是不明朗的。1931年,戴望舒在追求无望的情况下,选择了与幻灭的爱情共同毁灭。施绛年心软了,答应与戴望舒订婚。但是附加条件是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回国后找到体面的工作以后,施绛年才愿意与他正式结婚。

二、三十年代的出国留学与现在相比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对于像戴望舒这样家境并不富裕的学生来说,出国后他必须一边做工一边求学,其辛苦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戴望舒太爱施绛年了,诗人是盲目的,为了爱情,吃再多的苦他也愿意。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送行的码头上,施绛年哭红了双眼。船上的戴望舒急忙抽出笔来,写了一张纸条:“绛,不要哭。”他将那张纸条拼命往岸上扔去,纸条上下飘零,沉到水里。施绛年伸出手来抓,但是已经抓不到了。

他们两人的爱情就像那张上下飘零的纸条,在戴望舒出国留学期间苦苦挣扎。本以为,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回到国内就能拥到深爱的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回国后的戴望舒却得知施绛年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八年的恋爱,最后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结局。这给戴望舒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戴望舒对于婚姻的看法,从而直接导致了诗人一生不幸婚姻生活的结局。

徜徉在爱情中的诗人在1928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因发表在《小说月报》的诗歌《雨巷》而获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并初步确立了其在诗坛上的地位。这首诗歌融合了诗人对施绛年苦恋时的心情,又与中国的时局相联系。这个有如丁香般忧郁的江南女子徜徉在烟雨朦胧的雨巷中。失恋的苦闷以及理想的不明朗在这个独特的象征意象中得到了特别的表现。这段苦恋,让戴望舒重新走回“雨巷”,在属于他的独特的审美意象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诗风。从此,戴望舒脱离了早期的鸳鸯蝴蝶派的文风,走向了艺术的独立。

爱情的“雨巷”并没有给诗人带去多大的安慰,反而因为爱情的“苦酒”,让诗人从此在诗歌的“雨巷”中走下去。走不尽的雨巷,诗人的诗风日臻完美,诗人和他的诗歌就像《雨巷》中那个丁香般的姑娘,“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从1905年的“雨巷”走到1928年的“雨巷”又走到2011年的“雨巷”。时间在一座城市上留下历史的痕迹。有人说,细雨中的江南方能体现出她的魅力。或许确实是这样。只是,今日的“雨巷”即便是有着细雨,也再也无法重现当年诗人徜徉时的模样了。“雨巷”仅仅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记忆,一个属于老杭州的记忆。

今日的“雨巷”,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门牌号依旧,只是不再是当年的粉墙黛瓦。当年小巷中的幽静也是不复了,这里真正是成了杭州市的中心。热闹、繁华。但是,这热闹、繁华的背后似乎失掉了一些什么。

不过,在“故居”热的大潮中,诗人的故居不复或许也是一件幸事。毕竟,若人头攒动,却没有多少是真正了解诗歌与诗人的游客的“故居”以及“故居”背后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样的纪念多少还是有点让人失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