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故居:爱国者之血
来源: 《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 2012年11月30日

 

 文/赵柏田

 1 .终焉之地

 门口的一对石狮,已静静蹲伏了数百年。大溪在门前日夜喧腾,它流经的时日更为久远。这奉化江的源头,在王任叔的远祖王钫那个时代,想必还是清澈的,现在已略嫌浑浊了。沿溪的村街上,几堆老人轧成团,下棋,喝茶,闲话。三五个孩子好奇地跟在一群外来人的后面。牛甩着尾巴悠闲地走过。秋日的阳光在溪石和水流中鸣响。这僻远小村岁月不惊的生活,劈面撞来真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3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70岁的王任叔被押解遣返此地时,他没有料想到这初始之地也是他的终焉之地。当他走到卵石铺成的乡间小路上,面对这满溪滩巨蛋似的石头,憎恨在他荒凉的心里像草一样疯长,他是憎恨这里出世的宁静的。不然何以解释他落魄至此还要在京城苦苦地守候十年,直到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才不得不回到这里?遣返是一个信号,遗弃的信号,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他成了一块丢弃的木头,任由南方山村迷朦的水汽和贫瘠的生活腐蚀,直至耗尽血气而腐烂,自动消亡了他的肉体和精神。

 大溪路狮子阊门33号,幢建于1906年的南方普通民居是二层木结构楼房,共两间一弄。这是王初婚的新居,也埋葬着一个叫张福娥的不幸女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孤独、屈辱、咒骂和弥留之际的泪水。王的一生中至少有两个时期在此生活,1917—1926的十年和1970年3月至死去的两年,加起来有12年的时间。如今人去屋空,徒留恨声。一楼东间是王晚年卧室,临窗的木桌是他写作的地方,摆放着笔筒、砚、镇纸和一叠已在泛黄的人文社的稿纸。据说《印度尼西亚历史》就是在这里定稿的。屋角有一50公分见方的大木箱,旁边的纸片介绍说是王遣返回乡时用来装运印尼史资料书籍的,从北京一路带到此地。

 弃文而从史,就像沈从文1949年以后的被迫转向一样,王任叔此举也有钳制声口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沈为人温和,自行消解了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在故宫博物院尘封的典籍和一大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发现了乐趣。而庞大的历史著述对王这样一个渴望行动的人来说却是一桩苦差,遑论乐趣,简直就是一副重轭。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一个从没有受过现代史学训练的作家去从事历史著述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从他留下的200多万字的印尼史著作和译著来看,主要用力是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但印尼史料文献很大一部分是荷兰文写的,王不懂荷兰文,只能阅读译成日文和印尼文的荷兰史料,资料有限,限制了作为一个史家应有的开阔视野。另外,结构的松散和逻辑的不严谨也是一大弊病。而最大的问题,则是他的研究方法,那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式的环境里封闭式的方法。我不知道史学界对王的印尼史研究是怎样一样评价,凭直觉,不会太高。

 傍晚,从王任叔的墓地回来。站在这间他的生命最后居留的小屋里,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推窗即见青山。30年前,这满山的葱郁怕也滋润过一双因长久伏案而酸痛的眼睛?清风不识字,穿堂来去,哗哗地翻动桌上的稿纸。书生长已矣,徒留世间的是满纸的苍凉。

 生于此,又归于此。他好歹也落入了自然生命循回的轨迹。天道循回,精神不泯,比之同时代更多受难的、沉默的灵魂,他也算是幸运的了。

 

  2.删节的自传

  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鲜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历次政治运动,检讨的范围愈来愈大,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底层民众。检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得到了整个社会默认,成为一种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政治压迫的手段。检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影响深广的一个现象。王任叔(巴人)写于50年代中期的《自传》,实质上也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份检讨书。

  1952年,王任叔从驻印尼大使任上回国,先在外交部,两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做冯雪峰的助手,后又任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其间他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文学论稿》,发表了一些文艺杂感和评论,俨然一个党的文艺理论家。自传的写作当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大气候还较宽松,自传对早期生涯和思想的记述,特别是重新入党和自我认识等内容还没有被扭曲到失真的地步。遗憾的只是对在“孤岛”时期在上海的记叙太过简约。但也只是记忆庞杂无暇面面俱到,并不是为了隐藏或者彰显什么。

  “我于一九○一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现改名大堰乡),乳名朝伦……”自传以这样一种平实的调子开头。自传年限,从1915年离乡求学前至1954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凡40年,作者在档案式地罗列了革命和文学活动的经历后,对自己的思想情况作了以下判断:一、还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二、工作上努力,但急于求成,作风上的主观主义;三、机械搬用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四、温情主义;五、自重新入党后,政治立场坚定,但有时却又有甘于牺牲的思想,对政策的灵活性不够。结论是:“我还不够布尔什维克化,还是一个半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现在看到的《自传》是王的儿子整理过的,整理者自谓对“其中凡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都作了删节”。被删节的是人事的纠葛恩怨?还是什么耸人听闻的言论?不好妄猜。看得出作者写作时的态度是诚恳、坦荡的,跟那个年代从海外归来或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努力往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作为一个国家级出版大社的主持者,他实质上的身份是国家意志在文化出版界的体现者,是现行意识形态的教导者,这一套话语方式对他来说并不隔阂。

 很难相信一个作家会写出这样干涩、板滞、教条性的文字。泛政治化遮蔽了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只剩下通篇的政治语汇和符号。现代体制化的社会语境里,教条性的语言可以是面具,运用得妙,足可以遮蔽、隐藏一个人真实的想法。但在那个年代,运用这些教条性的文字恰是为了让思想裸露。而且当时大多写作者的热情和真诚—对新政权的热情和对政治的热情—几乎不容怀疑。对此我们只能作如下判断:思想的教条化必然带来语言的教条化,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里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

 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和体现者后来竟被逐出了体制的城堡,这不能不说是玩笑。这再一次证实在时代的大风暴里,个人只能是无根的转蓬和飘零的落叶。四年后,亦即1959年,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王遭到全国性批判。据亲历者回忆,王在出版社陷入困境,缘起于“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的政治运动开始,有关部门搜索“右倾”的靶子,于是找到了他的《论人情》。这看似偶然,其实正是文人从政的宿命,也是其本性使然。

 好奇心使我重新找出了这篇短文,我想看看王任叔在这篇改变了他的下半生的文章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从现今的眼光来看,这篇短评以微弱的声音揭开了50年代以来文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公式化、概念化的症结—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对文艺的简化和粗暴:文章批评当时流行的小说和戏剧“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人际间什么都以阶级关系为转移,母女爱与父子情都纳入了阶级关系,人性美与人情美都荡然无存。看完此文,我良久无语。说实话,我为王任叔不值,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也算发现?这是一个作家的常识啊,就因为说了一个常识把下半辈子都赔进去,这亏也忒大了。这么说,也证明社会确实进步了,种种观念各得其位了。所以还是要佩服王任叔,不佩服不行,在常识不成其为常识的时候,他直言了,这正直和勇气不是说有就可以有的。

 批判持续走高,再一年,王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所有著述不准出版、发表。在政坛和文坛他都被淘汰出局,“双开”了。过了60岁的王任叔,他的生命转入了一个急速向下的坡道(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还在谵妄地等待山回路转的一天)。以后十年间,王仍居京滞留,其间,妻子爱女分离,因脑血管病变引起的晕眩,连续昏厥,冬天缺煤,大小便失禁,生活的苦辛自是不难想像,他写给儿子的几封信是这一时期忠实的生活记录。想想近半个世纪前京城角落这个孤独的老人,让人吃惊的是到底是什么力量竟能让他苦撑十年。1970年3月,王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被遣返回乡,随身所带只有几件衣服和两大箱印尼历史稿件资料。他感到还有力量,希望在放逐中完成这一异国历史的写作。

 然而离开了数十载的故乡已不适于他的病体,浙东群山包围中的小村阴晴无定的天气和弥漫的水汽浸透了他的躯体和大脑的所有神经脉络。连绵的山峰是天然的幽闭的石墙,使他的情绪愈加松垮和濒于绝望。病情迅速恶化,直至脑血管严重病变而神志不清,精神分裂。他疯了。大雪天的晚上,他蓬头跣足,赤裸着身子,在村子里狂奔嘶呼:打鬼!打鬼!有一次甚至在雪地里躺了一夜。还有一个传闻是:当时生产队派给他的活是搓草绳,他搓完了就用草绳把自己拦腰捆绑起来,叫道:我把你捆住了,看你还往哪儿跑!后来有其后人说这传闻是假的,那就不妨姑妄听之吧,考辩细节的真伪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一个寓言或者象征,相信很多人会发现其中的真意义的。两年后的夏天,王任叔在小村大堰默默死去。


 

 3.血的神话

 撇开大历史不谈,看看《自传》中提到的一些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和人物。

 一是两个少年好友的死。1915年,王任叔来到宁波入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对这座地处东南沿海的商埠他并没有多少好感,称之为一座“为算盘声和桐城派的古文声所联合统治的中古城市”。他自述在校期间有两个对自己有过影响的较为亲密的同学。一为周仲陶,“一个非常聪敏、数理化有特长的同学”,此人因婚姻不幸,三年级时患吐血病死掉了。其时王也正为婚姻问题而苦恼,可谓同病相怜。周的死,使他深感“人生的渺茫”。另一同学为毛信望,“一个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的人”,告以社会的种种黑暗面,“这使我仿佛另开了一只眼睛,要去看看社会到底有多少黑暗”。王任叔最早的社会活动就是此人引路的。但毛做了两年小学教员后,也吐血(肺病)死了。

 二是长子的死。王任叔自述,从1948年8月奉中央命,由天津进入解放区在平山李家庄统战部工作至1950年8月调外交部,其间,“有两件事感到不快”,一是和王洛华的婚姻关系,一是长子王克宁的死。

 以后他逢人总要说起长子的死,后悔对他关心不够。在发表于1957年4月号的《北京文艺》的一篇短文里,他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丧子之痛”:“……我深深感到自己对他不但缺少父亲的爱,而且表现为没有丝毫人情。”

 把视线移向写作此文后的十余年:1971年初,已遣返原籍浙江奉华大堰的王脑血栓病变,强送杭州古荡医院治疗。病情未见好转。第二年夏天,因脑血管破裂死去,其亲属描述死时的惨状:耳鼻流血不止。

 这样散点式地叙述王任叔一生中的几个年分,血作为一个意象,凸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血,系连着少年时代朋友的死亡,长子的早夭,也预示了他死亡时的情状。如果说两个少年朋友的吐血病(肺炎)是世纪初小知识分子的流行病症,而把他们父子死时的血光联系在一起来看,似乎又不是一个“巧合”所能解释的。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

 在他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血的神话的建立和溃散。

 考察一个人物,不能光是局限于人物和事件而忽略经济、地理等其他社会层面的因素。王的出生地宁波奉化大堰村,地处奉化西南群山环抱之中,东连宁海,南接台州新昌。这个小小的地方,见诸史传的,除了王任叔,尚有明代工部尚书王钫(王的远祖),列士董子兴、王鲲等。王在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的开篇里写邻县近山濒海的宁海人的硬气:“是山陆与海洋接合之所这特殊的自然条件,培养出这小县份人民一种特殊的性格,他们在狂波巨浪中学得了狂放与勇猛;他们在丛林与山崦中学得了坚韧与挺拔。”大堰一山之隔便是宁海的大里村,王任叔描述的这种“台州式的硬气”在大堰同样也有其流风余韵,这一地理风土赋予的禀性事实上也是他出生的印记。

 同时代人的回忆描绘出了王热情、尚义、血气方刚、易冲动的一幅幅肖像:“不修边幅,鬓发如戟,一口奉化官话议论纵横,响遏行云”(周劭),“倔强而富冲动,有情感,有侠义心肠”(孔另境)“热情、勇猛,有时却过于自信”(唐弢),这样大咧咧不拘小节的性子出现在一个大使身上,有时就难免尴尬:王任叔出使印尼时,印尼的总统是苏加诺,此人爱讲排场,动不动就举行典礼,邀请各国使节出席观礼,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这可苦了王任叔,有一次他站得实在腿酸,顺手拿起一瓶饮料,仰头便喝,这一镜头正好摄入了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的相机。

 还有他对友情的久久不能释怀:大革命时期,曾任奉化县委书记的董子兴被害后,王任叔收尸,发现衣袋中有一册日记,他整理后题为《不曾腐烂的日记》发表于上海的《白露》。十几年后,在杭州,他犹系念之:自挚声死后,忽忽十年不至杭州矣,而故人之骨,未知埋莽何处,每念及辄为泪,人生无常,湖山依然,美景胜地,犹留血腥,言念及此,甚悔有此一行业。以屈轶笔名作诗悼念:十年不作湖山梦,海外归来有泪痕,烟雨朦朦成暗夜,作心最是未招魂。

 热情,冲动,自信,尚义,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多血质的气质。在历来贫血的中国文学传统中,这样一个有血性的文士的出现,天然地具有了领袖群雄的气魄。这样的文人有政治热情和对政治天生的向往,事实上他就是文人群体中的一个党人。但在30年代众声喧哗的上海,他更多地充当的是廖化—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譬如30年代纷扬一时的“鲁迅风”的争论中。他的那种大气魄要到40年代在传奇一般的南洋飘泊中才真正显露出来。

 30年代的文场,给人的感觉是文人们老在磨嘴皮子,大打口水仗。文人们火气都很大,一个个铆足了劲,拉拉扯扯,婆婆妈妈,意气用事。现在的文学史家对此也津津乐道,似乎文学史不是作家和作品写成的,倒是一锅子事件的杂烩。“鲁迅风”的论争,发生于1938年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之际。王如是回忆那个年月:1938年入春以来,上海是个极端黑暗的无文化地带……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说,这场仗发生在王与阿英之间,阿英认为鲁迅杂文“迂回曲折”,已不适合新的形势,王则坚持鲁迅之于中国永久的意义。其实远不止此,双方文章往还中,又有别有用心者掺和进来,有点搅不清的。论战的结果是包括王和阿英在内的37人联名的《我们对于鲁迅杂文的意见》的发表,和王《论鲁迅的杂文》的出版。“由于这场争论以及以后巴人不断发表杂文,很受读者欢迎,因此被读者誉为活鲁迅,而且致使很多读者只知道巴人,而不知道巴人就是王任叔。”值得一提的是王应战的方式:在引起这场冲突的一篇短文《守成与发展》里,阿英说有人如何如何模仿鲁迅,文章一发表,王就跳了出来,答道:“有人”,在这里!就像《三国》里的莽张飞:呔,俺燕人张翼德是也!王的身上有着战士的禀性,从文以来他好像一直在与人争个不休。一年后,与梁实秋、陶亢德作“无关抗战论”的争论。50年代末,则是围绕“人性论”的一场大批判—这一次他连反击抗辩的机会也没有,不由分说就同哲学家杨献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起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一个人再怎么好斗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

 好战,善辩,易冲动,这种文坛猛士的本色甚至延续到了知识分子噤如秋蝉的1957年。“民主的时代也难免产生不民主的事实吧”,让人奇怪的是这一年的《人民日报》竟然会让他发出与时代如此不和谐的声音。在这一年出版的《遵命集》(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里,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战士”:“我常常想:无以为人,何以为文,杂文尤其如此,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勇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再见出战士的光辉。”这话颇有鲁迅的余风。

 事实上,尽管他不像柔石、萧军是鲁迅的“入门弟子”,他却一直把自己视作鲁迅忠诚的学生:“他对于我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有了他,我知道所以活下去的理由!有了他,我才知道我应该走的路!有了他,我更知道了谁是我真正的友人,谁又是我真正的敌人!”40年代的鲁迅研究中,思想研究有冯雪峰、李平心、何干之,杂文研究则以王的努力最为引人注目。1940年王在上海远东书店出版《论鲁迅的杂文》,用的笔名“巴人”,也是鲁迅当年发表《阿Q正传》时用过的。更不必说他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付出的巨大劳动。但从文献来看,王和鲁迅并没有建立直接的个人来往(1928年王的短篇集《破屋》出版,曾附上一信寄呈鲁迅求教,但他一直没有得到鲁迅的回复)。王于鲁迅,是一种远距离的瞻望,这一有限的交往仅仅局限于在一些公共场合听鲁迅的演讲。1927年1月鲁迅自厦门至广州,在中山大学作讲演,王向所在机关告了假,渡江去听了这次讲演。他自谓“从鲁迅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了他那战斗的精神”。同年10月,又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听《伟人与化石》的演讲。“左联”成立后,王作为其积极成员,应该说与鲁迅接近的机会是很多的,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始终没有敢去接近他,连交谈也没有”,“由于鲁迅先生的严肃,尤其他表现在文字上的敏锐眼光,使太多劣点的我深恐被他发露,不敢向他请教”。说得有点自卑,但话说回来,每一个人站在文化高峰下都会有这样的渺小感。客观地看,这话也隐隐地传达出了王的自尊与独立性格。看到当时周围的一些青年,自柔石、韩侍桁以至姚蓬子追随在鲁迅背后必恭必敬的神气,他感到讨厌。一次他对一个学生说:鲁迅是值得尊敬的,但值不得那样赔小心,仿佛是自己的父亲似的。后来这话传到了柔石那里,冯雪峰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王“乱说话”。

 以1959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王任叔,一直致力于血的神话的建立。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血这种神秘的被认为了隐含着生命之奥秘的体液,无非是含有某些特殊的生化成分—血红蛋白、铁质、卟啉、一定比例的O2和CO2等等—的红色的液体。但当血的某一类特性,比如其颜色和温度被特别地抽取出来,就成为了一种象征:革命所必须的热情和力量的象征。个人禀赋与时代的大潮的结合,使青年王任叔身体内的血沸腾了,在1922年他写出了这样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句子:流我们的血,用我们的头颅,在劫后的土地上,开出大同的花儿。而在这之前的王,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乡村知识分子,为失业所扰,饱受命运调运的苦闷。此前一本残缺的诗稿里有他一篇满是叹嗟的自叙文字,短短两千字里出现了11个“梦”字。在1959年以后的王任叔身上,随着他被逐出公众的视野,我们看到的则是血的神话的溃败,这溃败以生命的结束而告终。

 血的本质乃是祭品。终其一生,就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和祭品。真实的情形就像他30年代的老友柯灵后来说的:

 他心中有一团烈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也烧毁了自己,他热烈悲壮的一生,不是他个人的特殊遭遇,而是我们伟大民族命运交响乐中的一支插曲,我们时代的牺牲。


 

 4.疯癫:受难的一种形式

 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水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混沌的流动,水汽迷朦的南方哺育了奇幻的文化,也沉淀出一种致幻的毒剂。人正是在对自身的依恋中,通过自身的错觉而造成疯癫。王任叔至死都依恋着革命的生涯,即使被革命放逐,他还以为这一切会随着时日的延展而改变。他希望时间会证实他的清白,但他没有挺过去,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他失败了。疯癫就是提前到场的死亡,它躲在日常的症状之中,潜伏在写作、历史研究和生活的一切细节之中。

 在王的身上,我们看到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生命临终的最后的形式,因他承受了这一苦难,他成了一个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身上出现的无名的狂暴。他像一头狮子,像丛林深处的一头猛兽。他大叫,大喊,狂奔,呼告。说出一些没有能够破解的疯语。他把日复一日写下的文稿撕成一张张碎片。疯癫在他身上的实质是一种眩惑,理性的眩惑。当他在黑夜高呼打鬼,他或许是看到了时代的夜晚,核心部分的黑暗,或许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一把虚无之虚无。即便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他把想像中的幻觉和山村黑夜中的树桩、枯柳、溪石、夜鸟等视作了现实。当疯癫发展到野兽般的狂暴时,它似乎赋予了人某种免疫力,一种免遭其他疾病伤害的能力,就像大自然预先赋予野兽某种免疫力一样:茫茫雪天,一个人赤身裸体在山墁沟坎间狂奔。

 从临床医学的症状来看,疯癫后期的王是一个躁狂症患者。他的神经反射机制“就像一件乐器,琴弦紧绷,受到很远很弱的刺激便开始振动”。躁狂症患者的神经受到刺激就会振动,他的谵妄无所不包。他的神经系统,神经的内在振动造成的紧张麻木,使他不畏大自然所有可能的严寒和酷热。躁狂症起因于“血液的过分沸腾和过快循环”,发展下去会恶化成痴呆,血液因长时间的骚动而耗尽了大部分精华,而变得身体虚弱。

 现代生理学家认为,躁狂症和忧郁症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躁狂症是忧郁症的自然后果。躁狂症患者的大脑干硬松脆,其直接病理后果就是脑血管病变和脑血栓。这一生理机制可作以下简单描述:黏稠的血液充满了大脑,血液在大脑里循环流动,因其浓重而易于阻滞,血液的浓重阻滞了运动,它就会造成更强烈的冲击,大脑、大脑血管、脑体受到的刺激越强烈,就越有抗拒性,因此越容易硬化,这种硬化使浓稠的血液更猛烈地倒流。据此我们从现代医学中找到了这一血的神话溃败的科学佐证。


 

 5.进入历史的写作

 读王任叔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时,我同时展读的还有列入“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沈从文的《长河》,这也算是一种比较阅读吧。在王任叔进行历史、土地、革命的宏大叙述事时,沈正在用文字的青石垒砌他精致的美的小庙。说实话,在现代作家中,我没有见过比王任叔的文字更没有个性和没有节制的文字。三四十年代是白话文的生长期,文风炽盛,有鲁迅的冷峻、知堂的冲淡、钱钟书的博识和沪上新感觉派的五光十色。文学史家通常把二三十年代的王归入乡土小说一脉。但在我看来,他的乡土气味也有点不明不白,用庞大的欧化的句式来写浙东乡间总觉得隔了一层。但不能不承认,阅读他的小说还是有某种东西打动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忖这打动我的是什么,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力量来自他对暴虐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莽秀才造反记》里农民“反教平洋”暴动中那些嗜血的场景的描写,笔触的阴冷真让人窒息。造反后的农民发疯似地笑,动怒,商量如何杀死曾是族人的品松夫妇,刀剐,火烧,用蜈蚣和蛇咬,真称得上是一部刑罚的大典。

 “首先由董增祥向赤裸裸的品松老婆的奶子戳了两刀,然后一挥刀把那个女人的头劈下 了”,“那品松的脑袋就像被急激地标出来的血柱送到空中去,落下地滚着,直滚到那女人的头上,张着的嘴就咬住那女人的左耳朵,好像再也分不开了”。特别是村民们围观朱神父被开膛剖腹的场景,那种猥亵的原始思想和盲目的嗜血的描述,更让人有一种生理上的嫌恶。虽然小说家有其批判的立场,但这样的叙述方式总让我感到有问题。

 这只是我对王任叔小说的感性认识,不可能像文学史家一样条分缕析面面俱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小说家,王的小说创作自1922年起,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至1928年赴上虞春晖中学执教,计已出版短篇集《监狱》、《破屋》、《殉》,中长篇《阿贵流浪记》、《死线上》、《某夫人传》等及大量的小说手稿,已作为“民间小说家”浮上水面。粗读之下,感觉是王的早期小说“庞杂不纯”,笔墨摇曳多姿,但总体风格不够成熟。过于欧化,用词繁绮,了无结构。就王赖以成名的乡土小说来说,在五四时期的影响,他不及王统照、许地山等人。他的农村题材小说,既缺乏许杰的气势,也没有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的沉郁和细腻。但已经开始显露舒展、从容、哀婉中夹杂诙谐的笔调,有一种甘旨而微涩的气味。综观其小说全景,现代文学史家杨义有一个公允持平的评价:作为小说家的王任叔是晚熟的,但他以此为代价,换得了三四十年代的开阔和深邃。他失去了先声夺人的机缘,却养就了坚实发展的底气。

 可以这么说,他的成功之诀,在于及时地找到了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两个波峰:鲁迅的坚实性和文学研究会的革命性。在这个创作转变期里,他置身于大革命的漩涡中并与变动中的农村和觉醒了的农民保持密切联系。这一转变使他确立并保持了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他的写作是进入历史的写作。这也是他的小说除了社会文献价值,尚能进行美学讨论的一个原因。

 50年代修改完成长篇《莽秀才造反记》后,王就不再写小说了。他去操持杂文这一已不合时宜的文体,因文罹祸,1960年后,创作权利也剥夺了。浩然回忆,他的长篇出来后他去送书,王“揭开书的封面,眯着眼看着,说声,出来了,有四十多万字呢,随后把书举在鼻子下,闻闻散发着的油墨味儿。他的眼睛红了,“却没让泪水流出来”。

 这一细节里传达出了一个再也不能握笔写作的作家的苦闷,而这一苦闷当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作家的苦闷。